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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我继续留在富兰克林议员的身边工作,那么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善。所以,我告诉艾莉森,我打算辞职了。讲这话时,我刚刚结束手术,身上的麻醉还没有完全消失。艾莉森听了,当场喜极而泣。

两天后,我在医院的病床上向富兰克林议员递交了手写的辞呈,他非常大度地接受了。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他内心有愧:他知道那些子弹的目标其实是他。而且,他还是爱玛的教父。在这种情况下,他尊重了我的意见,觉得这样做对我和我的家庭都好。

其实,让我出任法官一职,也是他的主意。当时,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的联邦法庭正好有一席法官之位空缺,就在诺福克市。但是,毫不夸张地说,我实在是个非典型的候选人。要说议员手下的工作人员出任联邦法官,那真是前所未闻。刚从法学院毕业时,我曾在第四巡回上诉法院[6]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很少去法院了。但是,我在参议院中人脉很广,加上众位议员都颇为同情我遭枪击的经历,于是最终以88票同意、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由我出任联邦法官的提案。

还有十二个议员反对我的提名,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于是投票时干脆就没有到场。但是,他们却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阻挠了那项我差点儿为之牺牲性命的法案。

从那时起,我和布雷克就走得很近。我们共同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难免萌生出像战友一样的情谊。同时,我们也还是朋友,依然像以前一样,闲聊的时候随便谈谈政策和政治,八卦一下参议院里的种种琐事传闻。

我本来不想接他的电话,想让手机响几声以后自动转接到语音信箱。可是,在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忽略富兰克林议员”这个选项。最终,我还是没能打破习惯。

“喂,布雷克。”

“早上好,法官大人,”他用南方人特有的调子慢悠悠地说道。多年来,这种口音为他在西部和南部赢得了无数选票,“你现在忙吗?”

“在开车,没别的事儿。怎么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轻松随意。

“是这样,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安排我跟《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通了电话。”

“为了竞选?”布雷克正在为议员连任选举做筹备,目前竞争激烈。

“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他说,“你手头是不是有个重要的药品案?”

我吓了一跳,好不容易才稳住方向盘。《华尔街日报》打电话来问斯卡夫朗的案子?我是不是有什么没想到的?雷肖恩·斯卡夫朗为什么会吸引美国最知名的报社之一?

“噢,是吗?”我警惕地说,“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老一套呗,就说你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都给大伙发小黄片,但是考虑到多数情况下你是嗑药嗑多了,脑子不太清醒,所以我们就原谅你了。”

显然,选民们绝对看不到富兰克林议员的这一面。通常,我也会想一个恶劣的玩笑反唇相讥,但是现在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就盼着他们千万别发现你收的那些贿赂,要不然……”

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住了,因为我没有跟以前一样跟他开玩笑。他试探着问:“喂……伙计,你还好吗?”

我感到内心的情感开始翻涌。布雷克一向如此,这也是他的天赋之一。他可以变成一个无情的独裁者,不停地索取、索取、索取,直到把人逼至极限。紧接着,他又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非常在乎你,仿佛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他什么都不关心。

毫无疑问,我当然想对他倾诉心声,就像以前一样。当初,我的父母在一年内相继去世,那时他们六十多岁,而我才三十出头。多亏有布雷克的陪伴,我才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如今,对我而言,他的存在就像父亲一样。

不过,我还是拼命压抑住了那份倾诉的渴望。

“抱歉,抱歉,我没事儿,”我说,“只是想到这个案子,有点儿分神了。”

“好吧,我可以敷衍地说一句我理解,但其实我根本就体会不到你的辛苦。我觉得自己可没法像你一样单枪匹马地迎头上阵。跟你相比,处在我的位置,做个决定要容易得多。因为一旦搞砸了,背后还有五十个人一起承担责任呢。”

“是啊,谢了。”我说,然后赶紧转移话题,“你家里都好吗?”

于是,他便唠唠叨叨地说了一会儿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他有两个女儿,都已经顺利长大成人了。说着说着,他又回到了《华尔街日报》的话题上去,向我保证,他跟记者好好地夸了我一通。最后他问:“我的教女最近怎么样?”

我感到呼吸不畅,艰难地说:“她很好,多谢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