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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天上午,我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我频频望向窗外,诺福克市区林立的大楼使天空的边缘变成了锯齿状,每当我沉思时,总是会盯着这片天空发呆。但此时此刻,我心里想的全是孩子们。

我把糟糕的念头全都赶走,努力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我想起,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萨姆和爱玛每天早上起床的情景。萨姆总是要起得早一些,但没有妹妹做伴,他从不单独下楼。起床后,他就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等着爱玛叫他。

一旦听到爱玛的声音,萨米[8]就会跑进爱玛的房间。他总是轻轻地抱着她——他们以前一直睡在同一张婴儿床上,已经习惯了这种亲密的相处模式——直到她宣布自己要起床下楼了。虽然萨姆只比爱玛高两英寸[9]、沉十英磅[10],但是他每天早上都背着妹妹下楼,来到起居室。

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和艾莉森对此的喜爱之情自然不必言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床上多躺一会儿,悄悄地倾听他们的欢声笑语;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蹑手蹑脚地起床,站在卧室的门后,偷偷地看着他们嬉戏玩闹。

我默默地沉浸在这份美好的回忆中,突然,我感到手机振动了。我拿出手机,屏幕上来电显示的名字是:艾莉森。

“喂。”我接起了电话。

“贾斯蒂娜有一顶假发。”她说。

“什么?”

“我说,贾斯蒂娜有一顶金色假发。”她又说了一遍,并且重重地强调了最后四个字,仿佛这四个字就能说明一切,“我在她住的小屋里发现的。就在她的衣柜里。”

“对不起,我没明白。贾斯蒂娜的衣柜里有一顶假发,那怎么了?”

“她为什么会有一顶金色假发?”

虽然我特别小心不去关注贾斯蒂娜的外表,但我也知道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假如你是一个中年男人,家里有个女大学生寄宿,那么为了婚姻考虑,你对她的关注自然越少越好。

“我不知道。”我坦诚地说,“等等,你该不会以为——”

“以为她戴着这顶假发扮成我去接孩子?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考虑了一下这样做究竟有没有可能骗过别人。的确,不看脸,单看脖子以下,贾斯蒂娜跟我的妻子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她们俩个子差不多高,体形都比较瘦。虽然贾斯蒂娜的家乡在亚欧大陆的交界处,但是她的长相更像欧洲人,而非亚洲人。在假发、帽子和墨镜的伪装下,帕姆女士会把贾斯蒂娜当作艾莉森吗?从在教学楼门口接孩子,到打开本田车的车门,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里,贾斯蒂娜是否有可能真的被当成艾莉森?

“不过,她为什么要假扮成你?”我问,“她也在许可接送的名单上呀。她去接孩子的次数比你我加起来都多。”

“对,但是她知道学校有接孩子的记录,如果记录簿上留下了她的名字,我们一定会盘问她的。”

“好吧,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贾斯蒂娜要帮一个素未谋面的毒贩?”

“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其实,除了她帮忙照顾孩子的时候,其他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她都做些什么或者见过什么人。”

“有道理。”

“我想到了两种可能性,”艾莉森说,“第一,她有毒瘾,但是却瞒着我们,背地里跟这类毒贩有联系。”

我迅速地回想了一下我跟贾斯蒂娜日常交流的情景,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不过,我在法庭上已经见识过瘾君子的狡猾了,假如她真的想隐瞒,我们很可能是察觉不出的。

“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那就是有人逼迫她就范,有可能是威胁了她或者她的父母或者别的什么人。具体细节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是你想想:谁还有那辆本田车的钥匙?”

我站起身来,走到窗边。贾斯蒂娜的父母远在土耳其,但是国际贩毒组织是非常神通广大的。只要斯卡夫朗对他们来说有足够的价值,那么抓住贾斯蒂娜的父母作为要挟也不是不可能的。

“好吧,”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给贾斯蒂娜发短信,告诉她今天下午不用去接孩子了。我觉得,我们可以等孩子们回来之后再处理这件事。现在,我打算检查一下她的屋子,看看有没有现金或者毒品之类的……”

“好,就这么办吧。一旦有什么发现,就立即告诉我。”

挂断电话,我回到桌边坐下,开始考虑关于贾斯蒂娜的事情。两年来,她一直陪伴着孩子们,孩子们也很喜欢她。我没法单凭一顶金色假发就判断她跟这桩绑架的阴谋有关。

但是,我也没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1] 沃尔特·E.霍夫曼法院大楼(Walter E. Hoffman United States Courthouse):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的法院,位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以联邦法官沃尔特·E. 霍夫曼(Walter E. Hoffman,1907—1996)的名字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