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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没有。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

我没再说下去，因为我看到杰里米咬了咬嘴唇。这是他紧张不安的标志。

“怎么了？”我说，“你想到了什么？”

他又咬了咬嘴唇，说：“我能否坦诚地跟您说几句话？不是作为法官和专职文员，而是作为朋友说几句话，行吗？”

“当然可以。”

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又低头看了看地板，最后突然脱口而出：“您能不能申请撤换，不接手这个案子？”

这个要求实在是非比寻常，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没有立即回答。

杰里米从未要求我放弃哪个案子，也从未对待审案件的范围产生过什么意见。他总是欣然接受一切，不管是大案子还是小案子，抑或是难以分类的案子，他都来者不拒。

我只能问：“为什么？”

“我只是……我对这个案子有很不好的预感。”

我也是。跟他比起来，我对这个案子的反感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能具体说说吗？”我问。

“也没什么具体的原因。”

“但是，这……你是不是担心这个案子中的利益冲突？”我追问道，“或者对案子的是非曲直有什么……”

“不，不是。”

“那你是担心舆论？”

“呃……有一点儿吧。我只是……我有很不好的预感，而且……尤其是在斯卡夫朗案宣判之后，拜尔斯法官也打来了电话，再说……法院里有传言，说那个骑着哈雷摩托的迈克尔·雅各布斯也插手了这件事，他找了尼尔·吉思，后者对您非常生气。这……这是不是真的？”

没有必要否认。

“是的。不过，我也告诉你了，我觉得拜尔斯会站在我这一边的。所以，我并没有特别担心。”

“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低调一些，不要再引起更多的注意了。我们应该缓一缓，等斯卡夫朗一案的风波过去，再开始审理大案子。就算您要求撤换，也不会有人瞧不起您的。您可以说自己对科学技术类的案子不熟悉，觉得换个法官能处理得更好。下周一就要召开审前会议了，趁现在抽身正合适，否则就陷得太深了。”

我向后靠在椅背上，细细地打量着他。这个请求实在太奇怪了！作为专职文员，绝不会仅仅因为对舆论稍有担心就恳求法官从案件中申请撤换。

他用湛蓝色的眼睛盯着我说：“请您考虑一下，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好。我会考虑的。”我撒谎说。

“谢谢！谢谢您！”

他站起身来，我又对他微笑了一下，内心却觉得空落落的。在共事的四年中，杰里米一直对我忠心耿耿。可是，我不仅无法满足他的要求，而且我也不能坦诚地对他解释个中缘由。

等他离开，我便开始给他写电子邮件，说我很尊重他，也很珍惜我们的同事情谊，但是我不能临阵退缩，因为这是我身为法官的职责。然后，我把这封邮件设置成明早8：37定时发送。

这样，起码看上去我还是考虑了一天的。

杰里米走后，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敲门声再次响起。

这回便是琼·史密斯了。

史密斯夫人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十分注重细节：穿在她身上的衬衣，就连最上面的扣子也扣得严严实实。

她的丈夫多年前就离开了她，早在我们开始共事之前，她的孩子也长大了，都去了别的城市生活。每当我问起她上周末做了什么，她都会说她在教堂做了礼拜，还会跟我讲她听到的布道。如果她心情不错，你也许还会听到她哼曲子，哼的肯定是唱诗班唱的赞美诗。

从我宣誓就职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担任我的助理，但是她从来没有直接喊过我的名字。虽然我已经反复跟她说，不要那么客气了，但她就是不听。我估计，在她看来，我的名字就是“法官”。最后，我实在是没辙了，只得妥协。不过，我也有自己的对策：如果她不改口，一直叫我“桑普森法官”，那我也尊称她“史密斯夫人”。

于是，在听到敲门声后，我便应道：“请进，史密斯夫人。”

“我来是想提醒您，帕尔格拉夫案有新文件入档，”她说，“是一份原告申请初步禁令[1]的紧急动议[2]。”

当她提到“帕尔格拉夫”时，我心里一惊，但是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简短地说了一句：“谢谢。”

“需要我给您打印出来吗？”

“不用了，我在电脑上看就行。谢谢。”

她没再说别的，走的时候顺手带上了办公室的门。

既然这是一份紧急动议，那么我得在数小时内就做出回应。我的第一反应是给杰里米打电话，几乎每次遇到这类问题，我都会咨询他的意见。但是现在不行。他会以此为理由，继续说服我把案子交给其他法官审理。所以，我只能自己考虑这份紧急动议在全局中的意义，以及这份动议背后所隐藏的原告的诉讼策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