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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个判决的法官名叫斯科特·桑普森，”雅各布斯继续说，此时画面已经从迪伦的照片切换到了我的官方证件照，“他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本该将雷肖恩·斯卡夫朗这样的败类关进监狱。然而，桑普森法官却将这个罪犯放回了我们的社区、学校，使他能够继续肆无忌惮地伤害我们的孩子和无辜的市民。”

画面又切回到法院前，只不过这一次换了个角度，拍摄的范围更大了。这回，我看到了那位悲痛的父亲托马斯·伯德，他站的位置被巧妙地安排在了雅各布斯的右后方。

雅各布斯愤怒地挥了一下手：“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桑普森法官为何要这么做。若想知道真相，只能去问他自己了。一个在臭名昭著的贩毒团伙中地位颇高的成员，居然能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免受任何惩罚，我们真的应该问一句：为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墨西哥的司法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但这里是美国，我无法接受墨西哥的司法出现在美国！”

我握紧了拳头。雅各布斯在暗示我被人贿赂了，但他所用的言辞却又非常宽泛，无法称之为诽谤中伤。而且，雷肖恩·斯卡夫朗明明只是个街边的毒贩，雅各布斯却把他说成了一个大毒枭。

雅各布斯结束了这番慷慨激昂的热烈演说，并介绍了托马斯·伯德。接下来，受害者的父亲便上前发言了，跟他在法庭上的陈述相比，这次的版本显然经过了精心打磨。至少在我听来，谈到儿子的过错时，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但是却着重渲染了他自己的愤怒和这个判决给他带来的伤害。应该说，这种做法多少令人减轻了对他的同情，只是减轻的还不算多，因为他的痛苦依然是真实的。

这时，艾莉森打来了电话，她肯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慌。但是，我没有接，而是把手机调成了静音，让她的电话自动转到了语音信箱。

在发言快要结束时，伯德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发表了至少五段感情充沛、趋于完美的内心独白，在接下来的一天中，这五段的视频剪辑无疑会登上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雅各布斯算好时机，顺势递上了一张手帕，于是整个场面瞬间就变成了极富戏剧性的电影画面，镜头贪婪地捕捉着这一刻，闪光灯此起彼伏地亮了起来。然后，雅各布斯拥抱了伯德，并且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

最后，雅各布斯回到讲台前，发表了结束语。

“联邦检察署说，他们一定会采取一切合法手段，继续上诉来推翻这个恶劣的判决，并且将那个毒贩绳之以法、关进监狱。但是，我们决不能让做出此等判决的法官继续留在法官席上。我曾经试图通过恰当的申诉程序来表达不满，可遗憾的是，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告诉我，对于桑普森法官而言，这是个所谓的‘良心判决’，因此首席法官不打算继续追究。”

说到这儿，雅各布斯挑起了一边的眉毛，仿佛在说：这种鬼话谁会信？我对杰布·拜尔斯的感激之情瞬间转化成了对这个国会议员的强烈憎恶。

“我别无他法，只能公开呼吁，希望桑普森法官能主动辞职。如果他不立即请辞，那么我就会联系我的好友兼同事，也就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尼尔·吉思，请他针对此事启动弹劾程序。”

说完这番声明后，他郑重其事地停顿了片刻，然后说：“现在，我和伯德先生可以回答诸位的提问了。”

我关掉电视，不想再接着看迈克尔·雅各布斯作秀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刚才说的话，以及他短期内所能做的事，其实并不值得我担忧。毕竟，司法委员会要经历数月的调查取证才能启动弹劾程序。

真正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有一大堆记者正准备打探我的事情，想知道斯科特·桑普森法官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奇怪的判决。没错，如果他们真的能把实情挖掘出来，那么我的工作倒能保住了。

但是，我的女儿却要性命不保了。

二十分钟后，史密斯夫人接到了第一通要求采访的电话，我让她转达“无可奉告”。很快，更多的采访电话接二连三地打了进来。

这场新闻发布会看来是结束了。望向窗外，我能看到一些新闻工作人员正把采访设备从人行道搬到了法官停车场外。我很清楚他们想捕捉到怎样的画面：我从大楼里走出来，一脸惊慌和内疚；记者们蜂拥而上，高喊着各种别有用心的问题，仿佛他们真的想知道“我的想法”似的。

我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的，我要等他们走了以后再出去。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在法院里待到半夜。

但没过多久，杰布·拜尔斯也打来了电话，这回我无法避而不接了。当这位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的声音传来时，我还来不及平复心情，脉动声还在耳中“咚咚”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