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4页）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蹲下来，脑袋与解剖台保持水平，逆着光线，举起她的手，眯起眼睛想看清楚她蜷曲的手指里握着的东西，但一丝光线都透不过去。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把它打开，轻轻地把刀刃较钝的部分插入莫娜的两指之间，结果碰到了坚硬的表面。

莫娜手里果真攥着东西。

我站起身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我身后的另一张尸检台，把本来已经倾斜的床单碰落到地上。我转身去捡起床单放回台子上，也就不可避免地看到了床单下面的东西。

有一天，菲尼安·肖在课堂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哪一种行为能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我们意识到他在提问题时用词格外小心，因此，我们试图尽可能去理解他所说的“行为”，有人回答是“书写”或“演奏乐器”，还有人回答“制造工具”，结果没有一个回答能让他满意，他也没指望我们能回答出来。

“答案是，”他说，“我们是唯一埋葬死亡同类的生物。”

听到这里，我脸上露出了笑容，不是因为答案有多么出人意料，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往事：我和弟弟理查德搞过葬礼，当然，葬的不是人，而是动物。我们曾为许多小动物举行盛大葬礼，将它们葬在我们家花园尽头的花圃里。第一次埋葬的是只大黄蜂，我们把它放在火柴盒里的棉絮上。类似的葬礼还包括：一只花大姐、一只蛾子，还有一只刚刚孵出的雏鸟，骨瘦如柴的身体呈粉红色，薄如蝉翼的眼睑呈紫色。后来，葬礼逐步升级——一只猫咪，是一窝猫里的老幺，太弱了，没能成活。我让母亲提供一口“棺材”，她答应了，给了一只衬着白缎子的鞋盒。我们列队而行，我高举着纸棺材，走在前头，我们俩都唱着跑调的颂歌。我们挖土、下跪、祈祷、掩埋，最后还立起一个用冰糕棍做成的十字架。

后来，我们家的狗因年迈而死。乌奇是一条黑白花的杂种狗，毛发松软，活像一只绒毛玩具。爸爸想把它交给兽医来处理。但是凭借我们的殡仪经验，我和弟弟坚持要把乌奇埋葬在自家的花圃里。没有盒子——那得需要多大的盒子呀，而且不美观。我们让她侧躺在一张报纸上，把她放进浅浅的墓穴。

两周后，原因我记不清了，可能是想看一看真正的骷髅是什么样子——我提议用铁锹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然而，我们所挖掘出来的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乌奇原来松软的皮毛变得又湿又亮，紧贴在身上。我误以为它是热得出汗了，还跟弟弟解释。后来，我注意到它还在喘气，这证实了我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把乌奇活埋了！

但是，直觉告诉我不要去碰她。我让弟弟呆在原地，我跑去找爸爸，想做报告这一消息的第一人。

“爸爸，爸爸，它还活着——乌奇还活着！快来看呀！”

等我拽着爸爸的手回到原地时，看见弟弟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他刚刚用它捅过乌奇的肚子。一大堆蛆虫从窟窿里面钻了出来。令人作呕的臭气扑鼻而来，我们两个孩子站在后面，茫然不知所措。

爸爸急忙抓起铁锹，把土填在尸体上。“再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了！”爸爸气急败坏地说道，“有些东西是看不得的。”

有些事情是看不得的。但我所选择的事业——考古就是要使深埋于地下的东西重见天日。父亲的话不时地提醒我思考：某些事情的发掘是否是妥当的。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间阴冷的太平间里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雪利已经剖开了那件东西的皮质外壳，从胸骨到骨盆将其腹腔打开。胸腔像一对扇子一样外张，紧贴着外表皮的是厚厚的像牛脂一样的积垢，外面是皮质层。放在台子上的东西曾经是柔软的内脏——像奶酪一样的棕绿色的一团物质，我认为这些难以分辨的器官或管状物跟尸体的其他部分一样都变成了尸蜡。极小的大脑也一样：被取出后放在倒置在解剖台上的头盖骨中，像一团灰泥。

那张被鞣酸染色、向上倾斜的脸无论怎么看，都显得与人类婴儿的模样格格不入。绒毛状的红头发贴在额头上，头发中间长着一只手指长短的皮质角。角下面是一道裂缝，雪利已将里面的透明堵塞物取出。两只眼球挤在同一只眼窝中，虹膜呈黑色，巩膜被染成尼古丁的黄色。原本应该是嘴的部位现在在这张牛脂一样的脸上却只是一道裂缝。在雪利的切口往上一点的地方，下颚与胸部之间由肉质膜黏合着。从颅骨后侧一直到肩膀是另一张像披肩一样的表皮，将头部和躯干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