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第3/4页）

特雷莎所说的一切内容基本上都与丹斯可以证实的信息相吻合。但是欺骗行为不仅包括直接的谎言，同样也包括回避和省略。特雷莎省略了一些情况。

“特雷莎，你们开车出去的时候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是不是？”

“不愉快的事情？没有，真的没有。我发誓。”

这里出现了三重信号：两次抵赖，而且用问题的形式来回答别人的提问。此刻，女孩涨红了脸，又开始上下晃脚了：这是一连串明显的压力反应。

“继续说，把情况告诉我。没事的。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告诉我吧。”

“嗯，你知道，我父母、哥哥和姐姐……他们都被杀了。谁能不感到难过呢？”她有些生气了。

丹斯同情地点点头。“我是说案发之前。你们离开了卡梅尔，你们要去圣克鲁斯。你感觉不舒服。你回家了。除了生病，那次旅行还有什么让你感到难过的？”

“我不知道。不记得了。”

从一个处于抵赖状态的人口中说出这句话，这意味着：我清楚地记得，但我不愿意去想它。这段记忆太痛苦了。

“你们开车去的，然后——”

“我——”特雷莎欲言又止，再次沉默。她把头埋在手心里，痛哭流涕。突然之间，泪水奔涌而出，同时她还抽泣得差点喘不过气来。

“特雷莎。”丹斯站起身，递给她一卷纸巾。女孩哭得很厉害，但哭声不是很大。抽泣的声音就像是在打嗝。

“没事的，”探员用充满同情的声音说，同时握住了她的胳膊。“无论发生过什么，现在都没事了。别担心。”

“我……”女孩僵住了；丹斯能看出，她在试图作出决定。探员心想，下一步怎么办？她要么把一切都抖出来，要么就会拒绝合作——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终于，她开口了：“嗯，我曾想过告诉别人。但我不能说。不能对心理咨询师、朋友或姨妈说……”她又抽泣起来。前胸窝陷下去，下巴也低垂着，双手一会儿擦脸，一会儿放在大腿上。这是教科书上典型的表意学信号，说明特雷莎·克罗伊顿已经进入情感激烈的坦白阶段。她一直承受着巨大的负担，现在终于要得到释放了。她开始了倾诉。

“这是我的错。他们的死都是我的错！”

她将头向后靠在沙发上。脸颊通红，肌腱突出，泪水打湿了胸前的毛衣。

“布伦达、斯蒂夫、妈妈和爸爸……全都是因为我。”

“因为你生病吗？”

“不是！因为我假装生病！”

“告诉我。”

“我不想去木栈道玩。我不想去，我恨那个地方！我能想到的办法只有假装生病。我记得，有些模特，她们把手指伸进喉咙，这样她们就能呕吐，就不会发胖了。当我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我趁人没注意，就这么做了。我吐在了后排座位上，说我得了流感。那场面挺恶心的，所有人都吓坏了。然后，爸爸就调转车头，带我们回家了。”

就是这样的经过。这个可怜的女孩确信，正是因为她的错，全家人才会被杀害，这都是因为她的谎言。她承受着这样的重负，生活了8年。

终于挖掘出一个真相了。但至少还有另一个真相依然被掩藏着。凯瑟琳·丹斯想把它也给挖掘出来。

“告诉我，特雷莎。你为什么不想去码头边玩呢？”

“我就是不想去。那儿没意思。”

她刚刚坦白了一个谎言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将主动坦承所有的谎言。这女孩此刻又进入了抵赖状态。

“为什么？你可以告诉我的。继续说吧。”

“我不知道。就是没意思。”

“为什么没意思？”

“呃，爸爸总是很忙。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钱，告诉我们他过会儿再来接我们，然后他就离开了，去打电话或干别的什么事情。真无聊。”

她的脚又在敲打地面，并且像患有强迫症似的捏着右边的耳钉：从上捏到下，然后又捏中间。她被压力吞噬了。

但是，凯瑟琳·丹斯发现了表意学意义上的重大欺骗信号。孩子们——即使是这个17岁的高中生——通常都难以用表意学理论来分析。大多数针对年轻人的询问都是以内容为主的分析过程，通过他们的说话内容而不是说活方式来判断他们说的是事实还是谎言。

特雷莎告诉丹斯的事情都不太合乎情理——无论是她所说的故事，还是丹斯对孩子以及谈话所涉及的地点的了解。例如，韦斯和麦琪都喜欢圣克鲁斯的木栈道，他们一有机会就想带着一口袋零钱，到那里玩上几小时，可以摆脱大人的监控。那儿有上千种供孩子们嬉戏的项目：嘉年华游行、美食、音乐，还有游戏。

丹斯注意到另一个矛盾之处：在周五出发之前，特雷莎为什么不直接说她想和妈妈留在家里，让爸爸带着哥哥、姐姐出去呢？似乎她也不希望他们去圣克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