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6/36页）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见皇帝不高兴，立即挺身而出，抨击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和李明睿，言辞极为激烈。众大臣揣摩圣意，亦掉转风向，纷纷附和。

然而崇祯皇帝愈加愤怒，因为他的本意是想自己南下，令太子留守北京，不想这帮愚蠢的大臣会错了意。于是，崇祯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称：“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

皇帝越说越气，当场下令将李明睿处死。还是光时亨出面求情，崇祯才就此作罢，但“南迁之议寝矣”。

到了三月，时局愈加不利，崇祯不得不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召吴三桂入关勤王。大臣们遂再次联名上书，请送太子朱慈烺至南京，督率江南军事。崇祯还来不及回答，光时亨便大声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15] ？”

言外之意，是暗示请送太子朱慈烺南迁的大臣在密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退位。众大臣惶然失色，“遂不敢言”，再无人敢提南迁之事。

崇祯既不同意迁都，也不遣太子及重臣去南京，这一决议对后来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入主北京时，完整接管了大明中央政府，将一大批精英官吏收于麾下。后来满清能迅速统一中国，站稳脚跟，也是得益于这批汉人官吏。

大顺军进逼京畿时，南北交通中断，明廷消息亦无法发出。1644年四月初一，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发布“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檄，预备率兵渡江，北上勤王。不出几日，便得到了崇祯皇帝已于三月十九日在煤山自尽的消息。当时人们还不敢相信，只以为是流言。直到四月十七日，大学士魏炤自北京逃出，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震惊之后，南京大臣亦很快意识到，要延续明朝命运，需立即立一位新皇帝。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包括太子朱慈烺在内，均落入大顺军之手。李自成败出北京后，三位皇子均下落不明，极可能已为大顺军加害，大臣们遂将目光投向明宗室子弟。当时有不少明朝宗室为避战乱而来到南京，如万历皇帝朱翊钧之孙福王朱由崧、隆庆皇帝之孙潞王朱常淓等。于是，各方各派出于各自利益，再次上演明朝末年党争的一幕。

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支持立潞王朱常淓，认为其人贤明谨慎。凤阳总督马士英则拥立福王朱由崧。福王名声很差，号称“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与崇祯血缘最近。立贤派与立亲派产生了激烈冲突，南京大臣大都卷入其中。然马士英棋高一着，拉拢了握有兵权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诸将领。南京廷臣集议时，“吏科给事中李沾探马士英指，面折吕大器。马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福王之立，基本上就是一次军事政变。

令人意外的是，本可左右大局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始终置身事外。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弟子，本该支持钱谦益等人立潞王朱常淓，但他出于大局考虑，担心舍亲立疏会引起更大的风波，于是在这场贤亲角逐中保持了沉默，最终默认了福王之立。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马士英等拥立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宫殿虽然有皇族及大臣驻守，却日渐趋冷。至崇祯年间，因历代水患、风宅及大火，南京皇宫已相当破败，三大殿荡然无存，群臣勉强修缮了武英殿，迎朱由崧入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在在武英殿即位，年号“弘光”，是为弘光皇帝。

这位弘光皇帝果然不负其声名，一登基便急不可待地沉溺于酒色，“帝深居禁中，唯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亦由此被人称为“暗弱”的典型。

除了在苏州、杭州、嘉兴、绍兴等地区大肆选美之外，弘光还派人四处捕捉癞蛤蟆，以剥取蟾酥制作春药。内监们公然打出“奉旨捕蟾”的旗号，民间因而称弘光为“虾蟆天子”[16] 。

弘光政权从一开始便是党派斗争的产物，马士英因拥戴有功，开始把持朝政，扶植亲信阮大铖。阮大铖与东林、复社积有极深的宿怨[17] ，一上台大肆铲除异己，名士如侯方域、冒襄都曾遭其逮捕迫害，就连兵部尚书史可法亦被排挤出朝。时人有歌谣唱道：“长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