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唐盛世的开放气象（第2/3页）

三彩胡人背猴骑驼俑   唐

唐太宗对于外来宗教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和信念。唐太宗在贞观十二年七月为景教下了一道诏书，其中有句话很能体现中国的哲学精神，这句话就是“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就是生命创造，这是宇宙的根本。所以，外来的文化，只要有利于民生福利、人伦风化与社会安定，就符合“道”的要求，就应该得到容纳，也就是唐太宗诏书中说的：“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正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创化高于一切，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生生之德”，看重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所以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那种用残酷的火刑迫害异端的宗教法庭，也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像聂斯脱利派那样被他们自己的教会判为“异端”，像摩尼教那样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但在大唐帝国却都得到接纳，聂斯脱利派还得到唐太宗的极高规格的接待。唐太宗并不要求他们接受中国本土宗教的教义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的哲学，生发出这种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唐   周昉   宫乐图（宋摹本）

玄奘、义净：学习异质文化的热情

处于盛世的大唐帝国，不仅有宽广的胸襟欢迎远方来的朋友和容纳外来的不同文化，而且还主动走出去学习、吸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玄奘大师和义净大师先后赴印度取经，就是光辉的例子。

玄奘于公元627年8月出发去印度，公元645年回长安，前后17年，游历了当时的110多个国家，带回了佛教经、律、论各类经典657部。当时唐太宗在洛阳，他命宰相房玄龄派右武侯大将军莫陈实等官员迎接玄奘。很快唐太宗又在洛阳接见玄奘，长谈十二三个小时。唐太宗请玄奘在弘福寺翻译梵文经卷，还让房玄龄、许敬宗挑选五十多位学识渊博的佛教徒帮他翻译。玄奘的译场规模庞大，他自任译主，下面分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几个部门：证义，是译主的助手。证文，检对梵文原文。书字，将梵文字音写成中文。笔受，译梵文字义为中文字义。缀文，整理译文文句。参译，校勘原文，将译文回证原文。刊定，逐句、逐节、逐章刊定文体。润文，润饰译文；梵呗，唱梵音以修正音韵。玄奘日以继夜地工作，“三更暂眠，五更又起”，在19年中，翻译佛经75部，达1335卷。玄奘还口述《大唐西域记》12卷（由他的弟子辩机笔录），记载了他取经途中亲历和听说的138个西域国家或城邦的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当代学者季羡林称《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

三彩马   唐

义净生活的年代晚于玄奘。他“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从广州出海，由海路经苏门答腊等地赴印度取经，从公元671年到695年，前后24年，带回梵本经、律、论400部。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极其隆重。唐中宗在长安大荐福寺为义净特设翻译院，前后16年，共译经56部，230卷。义净翻译院的参译者共83人，其中有13位外国人，还有32位官员。官员中有11位宰相。如尚书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瓌、行太子少师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扬州大都督韦温等人充任“监译”，守兵部尚书韦嗣立、守中书侍郎赵彦昭充任“翻经学士”。如此大规模和高规格的翻译队伍，在世界范围也属罕见。即此一端，也可充分显示出大唐帝国吸收、包容外来文化的广阔胸襟。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中国人看来，通过学习来打开视野，提升自我，这是最快乐的事。学习的对象，不仅包括本土的文化，还包括境外异质的文化。玄奘和义净先后赴印度取经，一个17年，一个24年，表明中国人对于学习异质的文化有多么高的热情。

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西长近万米，南北长8000多米，全城面积84平方公里。城内有东西向大街14条，南北向大街11条，其中最宽的大街叫朱雀街，当时又叫天街，宽达155米。长安城内有百万以上居民，比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世界上第二大城）的人口还多出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