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第2/5页）

在全书的方法论上，川岛在总体肯定的前提下，指出两个重要缺点：一，缺乏历史的分析。日本是变化中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封建性的和市民社会性的、日本式的和西洋式的，往往叠现在一张照片上，相互影响、相互放射。此书著者好几处提到日本人行为、思考方式或“模式”的“矛盾”，感到难以索解。其实，如果能从历史方面进行分析，也许就可迎刃而解。二，著者这本书把“日本人”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这是必要的。但不可忽视，日本人中有阶层、职业、地区、知识水平等各种具体差异。美国人研究日本，先把日本人看做一个整体，从研究顺序来说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这里。应当进一步深入分析。从当前日本来说，尤其应当重视研究日本内部各种“力”，特别是保守的“力”和要求进行民主主义变革的“力”的“力学关系”。川岛说，他曾指盼本尼迪克特夫人亲身前来日本，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和重建日本进行研究，但令人遗憾，她已离开人间。

和辻哲郎的评论采取写信商榷的方式。信是写给文化人类学者石田英一郎⑤的。发表时的标题是：《对科学价值的疑问》。信中说：他年事已高（按：时年60岁），本无意阅读此书。石田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细节虽有谬误，总的来说颇有足以促使我等反省的卓见”。但他读后，感觉此书不像一本学术性著作，希望石田先生告诉他：此书学术价值何在？

他说：他这种感觉不仅在于此书所用资料有不少谬误或误解（这虽然也是问题，但对外国人研究日本理应宽容），而是认为：书中所据资料难以做出如此普遍性的结论。著者应该考虑到：别人可以举出同样多的资料做出相反的结论。他说：如果把考察、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为“日本军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俘虏的思考方式”，也许还有些学术价值。但著者却说是“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文化的模式”，这就成了以局部概括全体，根据局部事实做出总体结论。

例如，此书开篇写道：“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显然是不存在的”，并以此作为了解“日本人”的人生观或信念的资料。和辻认为：这里的所谓“日本人”，都应改为“部分日本军人”。此书所论只是“日本军人的模式”、“日本国粹军人的模式”，不能说是“日本文化的模式”。他还说：日本军人中违犯战争惯例者也是少数暴虐不法分子，这类行为也被视为暴虐不法行为。对于这类行为，不论是南京大屠杀或虐待俘虏，军部都极力隐瞒，不让国民知道真相。这就证明：大多数日本人，乃至军部自身，是把这类行为看做违犯战争惯例，怕引起国民非难，否则何必隐瞒？至于日本人不敢批判军部，这是另外的重大问题。不能因此就认为大多数日本人是容许暴虐行为，是共犯者。日俄战争中日军统帅乃木希典对投降的俄军统帅待之以礼，这件事成为美谈，被编入教科书。和辻本人当时是中学生，曾与同学自发地慰问俄军俘虏。这说明，虐待俘虏是不符合当时日本人的道德观念的。

又如，不投降主义，他指出：日本历史上并没有这种传统观念。明治时期军歌中，士兵们赞美有“智勇兼备之风”的熊谷直实，就是一名降将（先参加讨伐、后投降源赖朝）。投降不是好事，日本人这样看，西洋人也如此。这里的问题是：一部分军人狂热鼓吹“不投降主义”、强令部下不准投降，这能否说成“日本人的人生观”或“日本人的信念”？战场上宁死不降的亢奋心理是有的，但不能把这类心理夸张地说成“人生观”或“关乎道义的信念”。武士当中，“即使有把这种心理当做人生观的武士，也被鄙视为‘猪武士’（鲁莽蛮勇的武士）。十几年来（指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这类猪武士把持了（当时的历史）舞台，即便如此，由此就说这是‘日本文化的模式’，这种独断恐怕和猪武士的独断也没有什么不同吧”。

再如，“精神力量战胜物质力量”这类标语口号，能把这类标语口号看做日本人的特性吗？查查“满洲事变”（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十几年前的日本报刊，这类标语是看不到的，反而是“唯物史观”几乎占主导地位。这类标语口号是军部势力支持青年军官夺取支配权之后出现的，是“军部的思考模式”。军部专制时代，到处流行这类强制性标语口号。武器弹药不足，就鼓吹精神战胜物质。粮食、燃料不足，就动员民众做体操以忍耐饥寒。如果据此就说“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就是认为体操可以代替暖房和粮食，这种说法只能令人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