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价值观 走向南北朝（第2/3页）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44]

至少，也是默许。

◎ 西晋占田制

在占田制的法令中，对平民、贵族和一般官员各有所规定。

平民

王公贵族

对于贵族在京城近郊的占田数额，西晋政府作了明文规定；至于贵族在封国或食邑内的占田数额，则并无明确限制。

一般官员

据《晋书·食货志》，《晋书·职官志》，金家瑞《西晋的占田制》。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45]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46]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47]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