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人间佛法（第2/2页）

怀海却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因此，禅门僧侣的自力更生，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也使禅僧与其他僧尼判然有别，使禅院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的宗派。

如此怀海，岂非宗教改革家？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丛林清规，不但对于佛教，就连对于禅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说过，禅（Dhyana）在梵文中的本义是静虑，因此英文通常翻译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怀海和惠能却把这个定义完全颠覆。成佛的途径不但是瞬间顿悟，而且是身体力行。这离那个既条分缕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实在是十万八千里。

难怪他们要自称“教外别传”了。

与儒学却越靠越拢。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几乎可以置换，只不过禅宗并不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主张的普度众生，岂非也可理解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还赞成忠孝，与儒家伦理更是全无冲突。

披着袈裟的，已俨然是儒者。

然而这种变革却只有禅宗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惠能主张人间佛法，也因为他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问题与丛林清规是有关系的。因为鄙视劳作的人，也不会当真认为众生平等。小乘佛教坚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实就是主张一部分人天生种姓高贵，也只有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与众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有天壤之别。

惠能抹平了这一界限。虽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变成现实的却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为禅宗六祖，便雄辩地证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性作为般若智慧的种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会不会耕耘。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的确，生机勃勃的大唐是一个耕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下种子就能开花结果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动乱，等于把中华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层的沃土翻了上来，外面的肥水流了进来，开放宽容的政策更是让阳光雨露得以充分降临，生命活力得以尽情挥洒。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是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于是，禅宗便被挑选为宗教方面的发言人。

[8]见《五灯会元》卷四。

[9]见《六祖坛经·般若品》。

[10]这里说的周易哲学，准确地说是《易传》的哲学思想，与《易经》无关。

[11]请参看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本中华史《两汉两罗马》。

[12]神会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八，《景德传灯录》卷四，并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13]百丈怀海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六，修订后的清规戒律全名《敕修百丈清规》。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