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第2/2页）

入教之人不得参加祭孔仪式，不得进入孔庙；

入教之人不准进祠堂行礼，家中不得摆设祖宗牌位；

入教之人无论在家中或坟地都不得行磕头跪拜礼；

停止中国的礼仪之争。

同时，罗马教廷还指使一些教会派别公然对抗中国法令，排挤遵循“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加大在中国南方的传教活动，其所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引起了中国地方官员的反教情绪。

1720年，又一位教皇特臣嘉乐（Carolus Mezzabarba）带着执行礼仪禁令的任务抵达北京，声称要清洗耶稣会的“异端邪说”，使原本已激化的形势火上浇油，被更加激怒的康熙皇帝在这份公文上批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1742年7月12日，教皇本笃十四世宣布《自登基之日》必须严格遵守。直到1939年12月8日，教皇庇护十二世才发布命令，取消了禁令。

现代学者对这场“礼仪之争”曾评论说：“康熙皇帝在位共61年，1720年是第59个年头，他从教皇的来信中看到罗马教廷不尊重中国的习俗，干涉中国的内政，才决心禁教，这是他对天主教政策的大改变。在此情势下，康熙皇帝的禁教政策趋于严厉。大批教士被驱逐出境，教堂教产被剥夺，一些教士弃教从商或潜伏内地。即使领有‘印票’的耶稣会士，也不像从前那样受到器重。中国人的信教也受到阻止。”

“‘礼仪之争’由教会内部的争论演化成教皇与康熙皇帝的冲突，由礼仪习俗之争发展到传教与外交之争，可以说绝非双方意料所及，其中颇多偶然性的因素，推使事态步步激化难以转圜，导致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顿挫。”

（巴文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