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动物崇拜？萨满教？还是“民俗宗教”？（第2/2页）

不过，对于如此复杂、独特和自成体系的“四大门”信仰，只以“萨满教”来说明是否足够呢？实际上，在北方典型的萨满教神话谱系中，蛇、狐狸、黄鼠狼等，往往是要由萨满请来的群神予以镇压的“鬼妖”(16)。而旧时的巫师和巫医，则把“五大仙”奉为自己的行业神；此外，梨园业和娼妓业也有供奉五大仙或四大门的情形，常把老鼠叫“灰八爷”，刺猬叫“白五爷”，蛇叫“柳七爷”，黄鼠狼叫“黄大爷”，狐狸叫“大仙爷”等等(17)。新凤霞对早年戏班子供奉“五大仙”的情形，就曾有过逼真的回忆(18)。在上述诸多情形中，除巫师以“四大门”作为行业神尚可用萨满教来解释之外，其他情形则多少有一些勉强。

“四大门”信仰中不只是“夹杂”，而是水乳交融地包含着佛教、道教等诸多复杂因素。例如，在鲁南一带，过去每每将“仙师”牌位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放在一起，家里祭祀时在常供狐仙、黄仙的神龛上方，往往也要同时供奉一尊观音的塑像或牌位。而且，类似于“修炼”、“修行”、“仙家”和“财神楼”之类的基本理念，还有香头制度、庙会体系等，在“四大门”信仰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诸多环节，似乎也难以只用“萨满教”来说明。李慰祖先生在《四大门》中，曾试图把“四大门”清楚地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理门公所和各路庙神，此种考虑固然是为了努力澄清“四大门”信仰的宗教文化属性及其个性，但多少也有先入为主之宗教分类的嫌疑。对此，借用渡边欣雄教授的评论或许不无道理(19)。如果我们不是先以既定的宗教分类为前提去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承认“四大门”信仰是自成体系的，如果我们不仅注意到其“萨满教”的属性，还同时注意到那些难以为“萨满教”所解释的独特性，则或许将“四大门”信仰理解为汉人地域社会之民众生活里“民俗宗教”的形态之一，似乎要更为恰当。

“成府”、“保福寺”、“海淀”、“六道口”、“六王庄”、“清河”、“潭柘寺”，这些北京大学周边听起来耳熟能详的地方，在六十多年前，民间曾有过发达的“四大门”信仰存在。如今，天翻地覆，谁也难以想象当年“四大门”俗信的情形了。即便眼下在北京周边农村或许还能找到一些“四大门”信仰的蛛丝马迹或残余碎片，大概也已十分凋零了。然而，对此课题若能有所追踪，作一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其变迁轨迹不是也很有启示性意义吗？更为重要的是，“四大门”信仰在北方很多地方的民间，实际上至今仍以各种方式存续着。它们的现实状况如何？它们对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及人生发挥着哪些功能？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使我们的“旧话”重提已然具备了非常现实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