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2/16页）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此事让梁启超实在看不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被“诱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对中国近代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民丛报》在清末年轻人心中的地位。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二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二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

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两卷30期。

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银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仅仅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简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讲了这么多梁公的收入，再看看他家的支出情况。

两位妻子共育有5男4女，再加上收养亲戚家的几个孩子，以及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这么多人生活在北京城，全靠梁公一个人养活，压力肯定不小。神奇的是，他不仅维系着大家的日常生活，还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前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另外，老友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又帮忙照顾着林的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当时梁先生的儿子梁思成和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已经订了婚，正在国外留学。倘若不是梁启超，林徽因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