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气第十一（第2/3页）

史量才办《申极》，为政府不喜。他曾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吴等人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五十四岁。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他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刘健群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回敬说：“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

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1940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俞颂华离开重庆到香港。他说：“我们所珍重的是名节……名利身命，粪土而已！”香港沦陷后，他在友人的店中当管账员。在日机的轰炸下，他坦然地对朋友说：“吾人所重者，志节。身命土苴耳。今其试验时矣。”

1945年秋，戴笠陪同梅乐斯去东南视察，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江山县。他们到达一处农家门前停车，下来后，一位老农连忙招呼儿孙们为他们搬出桌椅，叫人冲茶。戴很得意，为表示亲近，他用家乡话和老农交谈起来，满以为会受到更大的欢迎。谁知他的家乡话一出口，老农便问他贵姓，等他说出之后，老农马上大声对他家人说：“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戴春风，不要冲茶了。桌椅给我搬进去！”弄得戴笠无法应付，也不知如何叫翻译向梅乐斯解释。随从们责问老农，老农很干脆地说：“别的人我们还愿意招待一下，戴春风他自己清楚，他在我们家乡干过什么？他的母亲还住在家里，他敢把我怎样，他还要不要娘？”原来戴笠年青时为江山县有名的恶棍，家乡人恨之入骨。他虽然发迹了，但有骨气的人始终看他不起。

1951年7月，三十年建党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因为张东荪自建国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叶笃义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张拒绝了，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要新凤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刘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说：“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