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见第十三(第4/5页)

陈寅恪说:“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递嬗之间季,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开罗会议,蒋介石夫妇对英国不援助中国老底看穿。蒋在日记中说:“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楷模也。”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作传的王森然说:“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已动为大教,其余,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诅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妇相诛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这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富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乃国之大哀也。”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生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1945年7月,蒋介石派国民参政会议代表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五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一见傅斯年就以学生身份请傅代他向胡适问好,傅就便和毛作一夜长谈。毛给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时可谓有天壤之别,北大时毛泽东是穷弱书生,旁听者,傅是风头人物,学生领袖。延安的毛泽东有很强的个人权威,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并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礼堂,看到各地领导献来的密密匝匝的锦旗、决心书等,傅情不自禁地说:“堂哉皇哉!”

陈光甫对王世杰说,国民党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张季鸾以国士自许,他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做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唯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胡风曾给绿原写信,谈到卢卡契:“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理解,就好办了,其实他说的也只是常识,但他能懂得,而且有决心这样做,这就使我们亚洲小民不胜羡慕之至了。但我担心还是不会在亚洲得到注意的。这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汉’问题,还有一个只要剑而不要经的传统嗜好问题,用剑,那是多么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风的命运后来果然比卢卡契悲惨得多。

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秆,对他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瓣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四十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刚认为,胡适论政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说,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唐最不满胡适的,是他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满足于对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绍,“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克思)、杜(威)两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两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