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第十四(第3/3页)

张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有人说,举目四望,当世已无教育家。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名闻海内外,他以为中国落后是因为不能“在数字上管理”:“数字管理也可称为经营上的管理。在一些社会中,许多事情不能通过金钱、金融的方式来管理,彼此的关系不能以金钱、资金等数字化概念来描述,这就是不能用数字管理的社会,如中国明末的农业社会。印度农村社会也是如此,不依金钱交易关系,而按照种姓制度,以种姓分工来管理。现今世界上不少地区,将社会习俗与宗教融为一体,实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会,回教的中东和北非社会等,也都属于不能实行数字管理的社会。欲实行数字上的管理必须废除特权、社会隔绝情况。”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殷海光说:“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

周作人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并在遗嘱前说:“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聂绀驽有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顾准说:“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余英时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

杨振宁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穆旦诗: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路遥常说:“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

陈映真说:“左派的退潮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全世界的情况……我始终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没有解决,只要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最后的答案,人类就留下了对于社会主义选择的可能性。”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王小波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钱钟书曾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他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李泽厚给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写序,开首句为:“82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