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第二十二（第2/3页）

鲁迅加入左联，与周扬等人关系不睦。鲁迅对周扬们深恶痛绝，以至在见到阔别两年多的冯雪峰时，未及寒暄，劈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讲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战的时候，周留在北平，蒋梦麟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周果然没有走，后来因汉奸罪被关押在南京。蒋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带信，说法庭要蒋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蒋有没有这件事？蒋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住宿，一房之中两床，其中一床上睡着母女两人，到了半夜，母亲让16岁的女儿睡到曹聚仁的床上来，“成其好事”。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被暗杀后，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先后辞职返回大陆。台静农留了下来，他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先是一人一件过多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开销就省下来了。”

建国后，马连良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离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后来果然。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文革”中，批斗陈景润的人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吗？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意儿？伪科学！”陈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跳！命不该绝。他从三楼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挡了他一下，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鲜血冒出来。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说：“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钟惦斐在干校里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斐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钱钟书、吴晓铃两人曾在干校里烧开水。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钱、吴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到了冬天，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钱、吴就会用充满“愤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