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个新世界的形成（第3/4页）

对于国家和个体而言，获得美国身份显然都是一项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尝试，但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妥协也越来越少。这些年以来，“熔炉”（melting pot）这个在美国曾经引人瞩目的理念已经让步于其他一些理念：比如对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强调，以及种族和文化（更多是宗教）上的区隔，而一些人担心这些区隔会影响美国的稳定。就像联邦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各州不同程度的自主权一样，美国公民有时候也难以在州身份和社会身份、联邦身份和国家身份之间维持平衡。例如，美国内战（1861—1865年）中，这种平衡就被显著地打破了。其他一些时候，比如在面临外来的冲突和危机时，爱国主义的需求会弱化内部的区隔——虽然从不能让它们消失。这种爱国主义要么是由政府倡导，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要么是由大众推动，比如“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应，以及如今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

实际上，战争和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大多数国家都有暴力的历史，美国也不例外。但是，要想理解诸多关系松散、重度依赖奴隶劳动力的殖民地如何走到一起，以及最后竟以自由和平等之名推翻殖民地政权，则需要全面分析当时各方面的动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殖民者在解决美洲土著部落和英国皇权给殖民地带来的问题时，都是通过冲突来确立新世界的身份。在这里，冲突与新世界身份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得到了巩固。

在美国还未建立之前，来到这片土地上定居（有些时候仅仅是短暂定居）的主要是欧洲移民、传教士、军队和商人，而驱使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欧洲的宗教冲突。因此，从最开始，冲突就充斥着整个移民过程，也体现在欧洲外来者对美国土著人的态度中。早期宣传家努力说服欧洲君主和商人，让他们相信“新世界”既能传播宗教也能带来利润——那里有需要皈依的土著人，也有钱可赚。这些说辞将掠夺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结合体，在这种背景下，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当然，这个国家的军事起点是在最终的殖民冲突中，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建立起来的。这场战争将国家和公民服务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将美国国家主义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独立战争结束后，对于这场战争的讲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当时民众的爱国热情，因为这种热情并不总是确切存在的，但不管怎样，当时那些应召参战的民兵的确因创造了军事理想上的一段佳话而流芳百世。这不应该被夸大，但也不应该被低估。在今天的美国，战争退伍军人约占成年人口的10%，从大局看，10%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比例，也很难被称为全民皆兵。不过，退伍军人以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以及国防预算方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为相比总人口的投票率来讲（60%），有更高比例的退伍军人参与投票（70%）。

在这一背景之下，毫不意外，美国国家身份的特点就是在战争中打造团结，并强调自由是国家身份的支柱。不过，就算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这个“新世界”中的自由也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内涵。如同当时的标语所讲，自由不是免费的。当然，它从来都不是。早期欧洲殖民者的自由侵犯了土著民族业已享有的自由。如同美国独立战争中保皇派所表现的那样，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追求，或者必然会欢迎免受君主统治的自由。自由是美国实验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但最为大肆宣扬这一原则的人却是奴隶主。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将启蒙运动描述为“人类意识的解放”，启蒙运动在18世纪也许影响了美国革命，但它并没有让作为美国革命者的奴隶们获得解放。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1776）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如此冗长的“真理”只对那些要么是白人男性精英，要么是接近或有潜力成为这些人的群体有效。即使对于白人男性精英而言，这些真理也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当英国激进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时，虽然美国人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接纳他的话，但他们还是将这个信息置于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解读，在发扬平等和自由的同时，仍在捍卫着奴隶制。借助市场和传播网络的发展，各个殖民地至少可以在概念上建立起一个政治和文化的团结体。而实现这一概念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些人来讲，只有当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时，这个国家的理想才能最终实现。对于另一些人来讲，这个国家的未来只有当一些人终生为奴时，才是安全的。19世纪中叶，当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内战中奋力维持国家统一时，有一项真理对他是不言自明的。“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林肯评论道，“但我们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却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