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6/15页）

越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后来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在越战初期，那代年轻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是最为支持战争的群体。他们或是目睹了“最后解决”方案（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方案）的后果，或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因此，并不难想象“垮掉的一代”这种说法对他们产生了何种影响。越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人当中只有1/1000的人明确反对战争，因而可以说，最开始对于美国军事介入越南的反对声音并不响亮。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反战运动堪比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两者最初都是出于道义的边缘运动，随着政治、文化和军事环境发生转变，演变成为群众运动。对于内战中的一代人来说，这种转变是一场开启“自由的新生”的战争。对于越战中的一代人而言，这种转变则是更靠近一个世纪前对自由的承诺，远离了战争。

不过，在1964年，还很少有美国人会质疑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和道德权威。事实上，一直到次年的秋天，还有两万美国民众走上纽约街头举行支持战争的游行，而这并不是什么非典型事件——但是考虑到整个美国历史，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民众最初是高度认同的，在美国史上，除了二战和内战之外，这种认同度是极为罕见的。华盛顿当年总要苦苦挣扎才能招募并且维持大陆军的兵力；美国加入一战的时候，有64%的美国人表达了担忧；对于朝鲜战争，也有62%的美国人感到不安。与之相反，在1964年，有85%的美国人支持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并且直到1969年，仍有65%的美国人继续表示支持。[7]

20世纪60年代早期，城市动乱和摇滚乐似乎都没有让美国人明显偏离信仰。约翰逊也在雄心勃勃地一心想要消除贫困，美国的承诺也似乎就要实现了。即使是那些对美国民权发展是否会有进展持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质疑约翰逊对美国的评估，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强大主要来源于美国的武装力量、战争中展现的军事实力以及战争胜利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实力。

1964年，二战结束还不到20年，为消除二战造成的经济影响而打响的除贫战争看起来同样有可能取得胜利。约翰逊提出了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沿用罗斯福新政中对于自由的表达，追求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不平等的自由。这项计划包括了一系列就业、教育、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倡议，这些倡议也许起源于过去的改革，但关注的是当下的问题。《经济机会法》（1964年）保障了工作经验积累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加强了教育发展计划，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启蒙计划的实施，而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则致力于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保险。仿照肯尼迪建立的国际和平队，美国国内也有了类似的为美国服务志愿队（VISTA）。除此之外，约翰逊还提出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包括清拆市中心区的贫民区、制定保护乡村河流水道免受污染的法规等。

与此同时，随着这些计划的实施，曾经确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不确定。也许不可避免地，联邦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也鼓励了，而不是压制了草根阶层的改革冲动。一个改革议程不管是着眼于性别、种族、环境、政治还是外交政策，在自己的领域里都会造成潜在的冲击。但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在其他时候也许会相互矛盾，或者至少相互竞争的改革议程，却在所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汇合在了一起。反主流文化运动并不是一个连贯的运动。事实上，这场文化运动的元素间并不连贯，但它不是向美国信条本身，而是向美国信条在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发起了持久的、多层面的挑战。反主流文化运动也旨在创造一个“伟大社会”，虽然这个伟大社会和约翰逊所构想的不大一样。

在当时，不是所有参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有些人的确是这样想的。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这样的组织，带来了一条严肃的政治讯息，这条讯息在美国传统中由来已久，是一种永恒的追问：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美国代表着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冷战背景下发起一系列民权抗议活动，希望以此挑战它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统治神话”。该组织认为，20世纪60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乌托邦与希望的衰亡”，并力图建立起所谓的“个人参与的民主”，以“植根于爱、反省、理性和创造力的权力”取代“植根于占有、特权和境况的权力”。简而言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传播的情绪十分强烈，足以吸引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时又非常含糊，足以吸引几乎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左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称，“必须由更年轻的人组成。”[8]这番言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该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学生组织。但也可以推测，随着这些“更年轻的人”变老，它的影响力会逐渐消退。不过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太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变老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