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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这些理论并不特别有趣，对于本书的脉络而言，也不太相关。我们只需注意一点，那就是有关帝国主义的讨论，非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与马克思派的分析家相反，而这种情形遂使这个议题变得更加混乱。非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否认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帝国主义，与一般资本主义或与19世纪晚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特殊阶段有任何必然关系。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任何重要的经济根源，否认它在经济上有利于宗主国，他们也不承认落后地区的开发利用对资本主义有任何必要意义，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经济也不见得有任何负面影响。他们强调帝国主义并未引起帝国强权之间不可收拾的敌对竞争，而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没有确切关系。他们排斥经济上的解释，而致力于心理、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解释。不过，他们通常会刻意回避国内政治的危险领域，因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往往强调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宣传对宗主国统治阶级的好处，即它可抵消大众劳工运动对劳动阶级日渐增强的吸引力。这些反击，有的强劲而且有效，不过若干论点却彼此互不相容。事实上，许多反帝国主义的开创性论述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反帝国主义论述的缺点在于：它并没有真正解释经济、政治、国家与国际事务上的种种发展在时间上的巧合，这种巧合对1900年左右的人们而言实在极其明显，以致他们想要找出一个通盘解释。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当时人会认为“帝国主义”既是新事物又是历史上的中心发展。简言之，这类文献大半不过是在否认当时十足明显、现在也十足明显的事实。

把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放在一边，历史学家所要重建的第一件明显事实，也是19世纪90年代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即瓜分世界有其经济上的重要性。证明这一点并不等于解释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所有关系。经济发展并不是某种哑剧表演，而历史的其他部分也不是它的傀儡。就这一点而论，即使是全神贯注于如何从南非金矿和钻石矿中牟利的商人，也绝不能被视作一架赚钱机器，他对于那些显然与帝国扩张有关的政治、情感、意识形态、爱国情操乃至种族诉求，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不过，如果我们可以确定这段时期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与其向偏远地区的扩张具有某种经济上的关联，那么再将全部的解释重心放在与此无关的帝国主义动机上，便显得不太合理。即使是那些似乎和征服非西方世界具有关联的动机，如敌对列强的战略考虑，在分析的时候也必须记住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天，中东的政治虽然绝不能以简单的经济理由予以说明，但如果不将石油考虑在内，也无法得到确切的讨论。

于是，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便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入世界最偏远的角落。借着贸易、交通，以及货物、资金和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成一体（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三章）。要不是这样，欧洲国家没有理由对刚果盆地（Congo basin）这类地方的事务感兴趣，或为某个太平洋上的环礁进行外交谈判。这种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它在19世纪中期以相当大的幅度加速进行。1875—1914年间，它仍然继续增长，虽然在速度上相对来说较不惊人，但就分量和数量而言却大了许多。1848—1875年间，欧洲的出口量增长了四倍以上，但1875—1915年间却只增加了一倍。1840—1870年间，世界的商船吨位仅由1 000万吨上升到1 600万吨，但随后的40年间却翻了一番，同时全世界铁路网已由1870年的20万公里，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万公里以上。

这个日渐紧密的交通网，甚至将落后和先前的偏远地区引入了世界经济，并在富有、进步的古老中心地区，创造出对这些辽远地区的新兴趣。事实上，一旦人们进入这些地区之后，许多这样的区域乍看之下简直就是“已开发”世界的延伸。欧洲人已在此殖民开发，灭绝或赶走了原住民，创建出了城市，而无疑也将适时创造出工业文明：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以西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阿尔及利亚以及南美洲的南端。总之，上述地区虽然遥远，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却与那些因为气候关系而使白人殖民者不感兴趣的地区不同，引用一位当时的杰出帝国行政官员的话，“小量的欧洲人还是可以来此，以他的资金、精力和知识，发展出最可获利的商业，并且取得其先进文明所需的产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