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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社会秩序的不公平，但是他们据以判断的关键却是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新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与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无法分开，不论这样的情绪是否表达在罢工和较少见的有组织工会里面。地方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往往与当地主要工人的某一特殊群体有关，这些政党导致或反映了他们的动员。在法国的罗阿讷（Roanne），织工们形成了工人党（Parti Ouvrier）的核心：1889—1891年间，当这个地区的纺织业组织起来以后，这些农村地区的政治立场立刻由“保守反动”转为“社会主义”，而工业冲突也已进入政治组织和选举活动中。可是，如19世纪中期英国劳工的例子所示，工人以雇主（资本家）阶级为主要政敌的态度与他们进行罢工和组织的意愿，并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传统上的共同阵线使劳动生产者、工人、工匠、小店主和中产阶级团结一致，对抗闲散和“特权”，而信仰进步的人（也是一个打破阶级界限的联盟）则对抗“保守反动”。可是，这个大致造成自由主义早期历史和政治力量的联盟（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崩溃了，不仅是因为选择式民主政治揭露了其各类成员的利害分歧（参见第四章），也因为越来越以规模和集中为象征的雇主阶级［如前所见，“大”这个关键字眼出现得更频繁了，例如英文的“大”企业（big business）、法文的“大”实业（grande industrie）、“大”雇主（grand patronat），以及德文的“大”实业（Grossindustrie）］，[17] 更明显地踏入政、商、特勾结不分的三角地带。它加入了英国爱德华时代煽动政治家所喜欢责骂的“财阀政治”，这种“财阀政治”在从不景气走向经济扩张的时代里，越来越常借由新兴大众媒体自我炫耀。英国政府的首席劳工专家声言：报纸和汽车（在欧洲是富人的专利）使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成为必然。[18]

但是，当针对“特权”的战斗与以往发生在工作场地及其周边的战斗结合在一起时，由于第三产业的兴起，体力劳动者与地位较高的阶层的差距便越来越大。服务业在某些国家成长得迅速而惊人，创造了一个工作时不需把手弄脏的社会阶层。从前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工匠和小店主，可以被视作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过渡地带或真空地带。可是这些新兴下中阶级和上述的小资产阶级不同，它们将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分隔开来，而他们好不到哪里去的经济收入（往往只比高工资工人多一点儿），促使他们更为强调自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与地位较高人士的相同性——这些相同性是他们希望拥有或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参见第七章）。他们形成了孤悬在工人之上的一个阶层。

如果说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涵括所有体力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那么第三项因素更从实际上给予加强，此即日益纠结的国家经济和国家政府。国家政府不但形成了公民生活的结构，树立了它的特性，也决定了工人奋斗的具体条件和地理界限，而且它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干预，对于工人阶级的生存也越来越重要。经济越来越趋向以一个整合的系统运作，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个系统中，同业工会不再能以一个集合了许多地方单位的松散组织发挥作用，并把地方事务作为首要关怀。与之相反，它被迫采取全国性观点，至少对它自己那一行是如此。在英国，有组织的全国性劳工冲突这种新现象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而全国性罢工的幽灵，也在20世纪最初10年由运输和煤矿工人召唤到世人面前。与此相呼应的是，各种工业开始磋商全国性的集体协议，在1889年前，这种举动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1910年，这种情形显然已稀松平常。

工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工会）越来越倾向于将工人组成综合性团体，每个团体涵盖一种全国性实业［“实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这种倾向，反映了上述以经济为一个整合体的事实。“实业工会主义”的灵感，源自他们认识到“实业”已不再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类别，而是正在变成全国性的行动或战略概念，不论其地方性多么强固，它都是工会战斗的经济骨架。虽然英国的煤矿工人热爱他们的煤矿区，甚至他们的矿坑自治权，但在意识到其本身问题和习惯的独特之后，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法夫郡（Fife）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却在1888—1908年间，基于这个理由结合成全国性的组织。

至于政府，选举的民主化加强了其统治者希望避免的阶级团结。扩大公民权的抗争对工人而言自然是带有阶级意味的，因为争执的焦点（至少就男人来说）正是无产公民的选举权。财产限制的标准不论多中庸，都会排除掉一大部分工人。相反，在尚没有得到普选权的地方，至少在理论上，新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成为普选权的主要拥护者，并以发动示威和威胁全面罢工作为争取手段。比利时在1893年便碰上了这种麻烦，此后又发生过两次；1902年的瑞典和1905年的芬兰也一样。这个现象，证明并加强了他们动员新皈依社会主义的民众的力量。甚至刻意反民主的选举改革，也可增强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只要它们把工人阶级的合格选举人组成一个分离（和没有充分代表权的）选举区，例如1905年俄国的情形。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将选举活动视为脱离革命轨道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全力加入使他们大为惊恐。这些选举活动只会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单一的全国一致性，不论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如何分裂，其结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