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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政党（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种社会基本变革，因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被人认定将往这个方向发展，如英国的工党。在1914年以前，它们认为在劳工阶级自组政府并（也许）着手进行这项伟大的转型之前，最好尽量少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有所牵连，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产阶级政党与政府引诱并与之妥协的劳工领袖，除非他们闭口不语，否则一定会受到咒骂。麦克唐纳（J. R. MacDonald）在与自由党员进行选举安排时，便不敢大肆宣扬，这项安排首次让英国工党在1906年的国会当中拥有一定的代表权。（我们不难了解，这些政党对地方政府的态度要正面得多。）许多这类政党之所以举起马克思红旗，或许是因为马克思较任何左翼理论家更能向它们说明三件似乎听起来同样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制度下，没有可预见的改革可以改变工人阶级被压榨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他曾详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会而代之以较好的新社会一事，不太能确定，而由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是这个光荣未来的创造者和继承人。因而，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类似于宗教的保证——科学显示出他们的最后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非常有效，以至连马克思的反对者，也大致采纳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因此，这些政党的演说家和理论家以及他们的敌人，一致假定他们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或他们的行动具有社会革命的含义。但是，“社会革命”这个词的确切意义，指的不过是当社会由资本主义转成社会主义，当一个以私有财产和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公有生产和分配为基础的社会，[23] 必定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革命。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确切性质和内容面貌的讨论，却出奇得少。它们给人的印象一片模糊，只是笼统地保证现在的不良情形将会有所改善。在这个时期，劳动阶级政治辩论的所有议题，都集中在革命性质这个焦点上。

即使当时有许多领袖和好战者太忙于眼前的各种奋斗，以致对于较遥远的未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个时期所争论的问题，却不是全盘改造社会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较像是那种希望借由突然、狂暴的权力易手而达成社会基本改变的革命，而这种想法可从马克思和巴枯宁（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传统。或者，在比较一般性的千禧年信仰的意义上，它较像是一场伟大的改变，这场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比它在工业世界实际显现的更为迫近，而事实上，也的确较它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或希望初现的19世纪90年代更为迫近。然而，即使是老练的恩格斯，这个曾回顾每隔20年便会竖起防御工事的革命时代的人，这个曾经真正持枪参加过革命战役的老前辈，也警告说：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想法似乎已无法取信于人。那么，数以百万计的在红旗下动员起来的劳动阶级，他们将做些什么？

在运动的右翼，有些人提议集中精力追求改进和改革——这些是劳动阶级可以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到的——而较远的将来则听其自然。总之，反叛和暴动并不在他们的计划表上。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几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世的劳工领袖曾放弃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曾鲁莽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应该按照流行的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修正主义），而社会主义所假设的目标，要比在追求它时一路上所可能赢得的改革更为次要。他受到劳工政治家的严词谴责，但这些政治家对于实际推翻资本主义，有时显得极没兴趣。如某位曾对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社会主义会议进行观察的人士所云：劳动阶级的好战分子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一事，不过是三心二意。[24] 新社会的理想，不过是赐予工人阶级希望的口惠罢了。

那么，在这个旧制度看上去绝不会很快崩解的时代，新社会如何能产生？考茨基有点儿困窘地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形容成一个“虽然以革命为号召，却不制造革命的政党”。[25] 这句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问题所在。然而（如社会民主党那样），只在理论上维持对社会革命的起码承诺，例行公事般地在选举中检测这个运动日渐增长的力量，并且依靠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这样做便够了吗？如果这指的是劳工运动可借此自我调节，以便在它无力推翻的制度体系内运作，那么答案是：不够。如许多激进或好战人士所感受到的，这个号称不妥协的阵线却以可悲的组织纪律为借口，隐藏了妥协、消极，它拒绝命令动员起来的劳工大军采取行动，并压制群众的自发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