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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家庭大小的新形式，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基于同样的动机。在城市中，它们无疑是源于对较高生活水准的渴望，这种情形尤以人数日增的下层中产阶级为然。这些人无力承担同时支付许多幼小子女的开销和购买现在有可能购买的更多日用品与服务的重负。因为在19世纪，除了贫穷的老年人以外，没有人比收入低而又有一屋子小孩的夫妇更为贫穷。但是，节育的原因或许也部分是由于这个阶段的某些改变，使子女更多地成为父母的拖累。例如：子女上学和受训练的时期越来越长，他们在经济上必须依靠父母，而有关童工的禁令和工作的都市化，也减少或淘汰了子女对于父母来说微薄的经济价值。比方说，在农场里，他们可以干一点儿活。

同时，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以及在男人和女人对人生的期望上，节育都指出了重大的文化变迁。如果希望子女日后能比父母过得好（对前工业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既不可能也不为人所期望的），则必须让他们的人生拥有较好的机会，而较小的家庭可使父母给每一个子女更多的时间、关怀和财力。而且，这个“改变和进步的世界”已经打开了改善社会和就业机会的大门，如今的每一代都可期望比上一代拥有更多机会，而这也告诉了男男女女：他们自己的人生，不必只是他们父母人生的重复。道德家或许会对只养育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法国家庭大摇其头，可是无可怀疑的，在夫妇私下的枕边谈话中，节育却暗示了许多新希望。

因此，节育的兴起指出了新结构、新价值和新期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已渗透到西方劳动阶级的妇女圈内。不过，她们之中，绝大多数只受到极微小的影响。事实上，她们大致皆居于“经济系统”之外。传统上所谓的“经济系统”，只包括那些自称受雇或有“职业”的人（家庭雇佣不算）。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的已开发国家和美国，大约2/3的男性，都在这个标准下被分类为“有职业的”，而大约3/4的女人（在美国是87%）是“无职业的”。（不同的分类法可能产生不同的数字。因而，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包括47.3%的就业妇女，而在经济状况迥然不同的匈牙利那一半，只包括不到25%的就业妇女。这些百分比是以全民为根据的，孩童和老人都算在内。[4] ）更精确地说，在所有介于18岁到60岁之间的已婚男人之中，95%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就业者”（如在德国），而19世纪90年代时，所有已婚妇女当中，只有12%的人是“就业者”。不过一半的未婚女人和大约40%的孀妇，都是有职业的。

即使是在乡村，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也不全是一成不变。生活的条件在改变，甚至妇女生存的模式也不会代代相同。不过，除了气候或政治灾祸以及工业世界的影响会造成戏剧性的改变以外，在这50年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任何戏剧性的变化。对于世界“已开发”地区之外的绝大多数农村妇女而言，工业世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她们生活的特点，是家庭责任和劳动的不可分割。她们在同一个环境里恪尽这两种责任。在这个环境中，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妇女从事他们因性别而不同的工作——不论这个环境是在我们今日所谓的“家庭”或“车间”。农夫需要妻子做饭和生小孩以外，也需要她们种田；手艺工匠需要妻子帮着做活。有某些职业——例如军人或水手——可以长期地将许多男人单独集合在一起，而不需要女性，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纯粹的女性职业（或许卖淫或与之类似的公共娱乐是例外），其大多数时间通常不是在某个家庭环境中工作的。因为，即使是受雇为仆人或农业劳工的未婚男女，也是住在雇主家中。只要世界上大部分的妇女继续像这样生活，为双重的劳动和比男性低微的身份所桎梏，那么对于她们，我们所能说的顶多也不过是孔子、穆罕默德或《旧约》时代所能说的那一套。她们不是不在历史里面，而是不在19世纪的历史里面。

诚然，其生活模式当时正受到经济革命所改变（不一定变好）的劳动阶级妇女，其人数很多，而且日益增加。改变她们的那种经济，其第一个方面便是今日我们所谓的“初始工业化”，即适应广大市场而出现的家庭手工业和外包工业的惊人增长。只要这样的工业继续在结合了家庭与生产的环境中作业，那么它便无法改变妇女的地位。不过，有些家庭手工制造业特别适合女性（像制造花边或编草帽），因而给了农村妇女稀有的优越条件：她们可以不必依赖男人而赚取一点儿现金。然而，家庭手工业一般所促成的，却是减弱传统上男女工作的差异，尤其是家庭结构和策略的转型。一旦两个人达到工作的年龄，便可以成家；子女是家庭劳动力的可贵生力军，因此在生孩子时，不需要考虑农民担心的土地继承问题。因此，传统上用来平衡下一代与其赖以维生的生产方式的复杂机制，即控制结婚年龄、选择婚姻对象与控制家庭的大小和继承等，也宣告崩溃。对于人口增长的后果曾有许多讨论，但是与本章有关的，是它对于妇女生活史和生活模式的较为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