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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到了20世纪早期，已有了另外两个甚至更为庞大的印度民众运动养成所。印度移居到南非的移民已开始形成集体组织，以应付该地的种族歧视。而如前所述，印度不合作运动的主要代言人，是一位年轻的古吉拉特（Cujerati）律师甘地。甘地在1915年回到印度后，转而成为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而动员印度民众的主要力量（参见第三章）。甘地展现了圣人政治家在第三世界政治中的强大作用。与此同时，一种比较激进的政治解放运动也在孟加拉出现。孟加拉有其复杂精致的本土文化、庞大的印度中产阶级、人数异常众多的受过教育而且具有普通职位的下中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英国人要将这个大省份划归伊斯兰教统治区的计划，使反英骚动在1906—1909年间大规模蔓延（这个计划后来流产）。从一开始，比国大党更激进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便没有整合到国大党中。在这个阶段，它结合了以印度教为诉求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类似于爱尔兰和俄国民粹主义者（Na-rodniks）的西式革命运动。它在印度制造了第一个严重的恐怖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印度北部还有其他的恐怖活动组织，主要是以从美国回来的旁遮普移民［“卡德尔党”（Ghadr Party）］为基础——到了1905年，它已成为警方的头痛问题。再者，最初的印度共产党党员［例如罗易（M. N. Roy，1887—1954）］也是在大战期间出现于孟加拉恐怖主义运动之中。[8] 虽然当时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力仍然强大，可是聪明的行政官员已经看出：朝向适度自治的退化发展，虽然进行得很慢，却终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自治的建议最初是由伦敦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

全球帝国主义最脆弱的地方，是非正式的殖民灰色地带而非正式的殖民帝国，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墨西哥当时的确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靠其强邻的国家，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它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决策。它是类似于波斯那样的国家，而非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再者，如果经济帝国主义是一股可能的现代化力量，那么墨西哥的本土统治阶级并非不愿接受。因为在拉丁美洲各地，构成当地统治精英的那些地主、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日日夜夜都梦想着进步的到来，那种能赐予他们机会去完成国家使命的进步。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落后、衰弱又不受人尊敬。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而他们又自视为这个文明的一个必要构成部分。进步意指英国、法国以及越来越清楚的美国。墨西哥的统治阶级，尤其是紧邻美国强势经济影响力的墨西哥北部统治阶级，虽然轻视英美商人和政客的粗野、没风度，却不反对将自己融入世界市场，并进而加入进步和科学的世界。事实上，在革命中脱颖而出的，便是墨西哥最北一州经济上最先进的农业中产阶级领袖。相反，现代化最大的阻碍，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这些人大半是印第安人，他们僵化冷漠，完全陷在无知、传统和迷信的深渊。有些时候，拉丁美洲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就像日本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一样，对他们的人民感到失望。在资产阶级世界盛行一时的种族歧视影响下（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他们甚至渴望对其人口结构进行一次生物学转型，以便他们能接受进步的观念。巴西和南美洲南端的地区是借着大量引进欧洲人，日本则借着大量与白人通婚。

墨西哥的统治者并不特别喜欢白人大量移入，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北美洲人。他们已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借着诉诸一段大致虚构的独立历史，借着与前西班牙时代的阿兹特克（Aztec）帝国认同而得到合法化。因此，墨西哥的现代化排除了生物学幻想，而直接致力于利润、科学和进步，这些都是由外国投资和孔德哲学促成的。被称为“科学家”的那群人，将全部精力投注在这些目标上。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也就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向前大挺进的整个时期，墨西哥出现了一位无可匹敌的全国政治领袖——迪亚斯总统。在其总统任内，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相当可观，不少墨西哥人从中获利，尤其是那些能够挑拨欧洲敌对企业家［如英国石油和建筑大亨威特曼·皮尔逊（Weetman Pearson）］，并让他们与俨然具有支配地位的北美人闹翻，以坐收渔人之利的人。

当时和现在一样，介于格兰德河（Rio Grande）与巴拿马之间的各政权的稳定性，皆取决于华盛顿特区的态度是否友善。华盛顿特区是个好斗的帝国主义特区，而它当时所持的看法是：“墨西哥只不过是美国的经济属地。”[9] 迪亚斯希望借着挑起欧洲与北美投资者的不悦来保住其国家的独立。为此，美墨边界以北的人都非常不喜欢他。当时美国非常热衷于以武力干预中美洲小国，但墨西哥面积太大，不适合做军事干预。然而到了1910年时，华盛顿已无意再浇爱国者（如标准石油公司，这家公司被英国在墨西哥这个主要产油国中享有的影响力所激怒）冷水，这些人早已想将迪亚斯推翻下台。毫无疑问，墨西哥革命分子由北方的友善邻居身上受惠很多。使迪亚斯政权更脆弱的是，在以军事领袖身份夺得大权之后，他便大量减缩军队，理由很明显，因为他认为兵变比民众造反的危险性更大。没想到他却面临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武装革命，而他的军队，不像大多数拉丁美洲军队，无法镇压这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