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纸成为情报，这事无可厚非。如果对方是美蒋特务，或者这手纸能揭出什么叛国反党之类的惊天大案，那么此事还可以作为素材，交给大师级的写手，一气呵成美文，编入中学课本的。试想一下，这位盯梢同学每日的窥伺、钻入、翻检、辨识，是何等地投入和忘我；而此人其实忠厚得根本看不大懂反革命用的隐晦语言，所以只能送到领导那里定夺，于是办公桌上就放着如此的一堆，由嗅觉超凡的阶级斗争玩家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最后筛选成这样的一纸。整个这一过程是多么地让人感动啊！只是可惜，这张手纸里没有透露出惊天要案的一丝信息，所以它只能暂且委屈在档案室中，只待来日与其他的情报“缀合”，罗织成案，才能实现对一个青年一生的谋杀。
我把这些记下来，是让今天的读者知道，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起码在一些部门有过这么一些人，曾经不无自豪地从事着一种龌龊的职业。那些主持者到今天总有七八十岁，大约也快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了吧，那么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对哪段往事认真反省一下：国家和人民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你们，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对祖国有用的人才，而你们这些“师长”却做了些什么？把少数人训练成密探，再利用他们把另一些少数人打成阶级敌人，从而把剩下的大多数训教成失去思维能力的顺民，这就是你们发誓要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予的事业吗？或者仅仅是为了染红头上的顶子和满足精神变态采用的，根据需要随时可以把左中右颠倒组合的一个趋时手段？
“文革”之后，档案袋里的东西据说进行了清理，那些捏造诬陷的告密材料也全都销毁了。当时是人心大快，但事后想起，却觉得未免有些鲁莽，其实是应该留下些有代表性的标本的。因为它不仅证实着人性可以卑鄙到什么程度，还记录着这种卑鄙造成了多少无辜者的血泪和牺牲。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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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人邵纪棠《俗话倾谈二集·瓜棚遇鬼》：沧州河间县上河涯，有一人姓陈名四，以卖瓜菜度活。一晚往瓜园看守，遇四五鬼欲入瓜田。一鬼不欲入，道：“遇着陈四，被他吓死，反为不美。”另一鬼笑道：“但我怕他人，不怕陈四。”彼鬼问其故，此鬼曰：“我于十日前，曾经入土地祠，见阴司勾魂票到，有陈四之名，不两日要死。迟得几晚，陈四与我等携手游行，怕他什么。”又一鬼曰：“你只晓得讲鬼话，知一不知二。陈四死不得了。我昨日入土地祠，见案上有一角文书，系城隍发来，说陈四老母近日做一件阴功，添多十二年寿。”[2] 南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二“中霤神”条：中霤之神，实司一家之事，而阴佑于人者。庄仆陈青为阴差者，梦中多为阴府驱令收摄死者魂灵，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门，则中霤之神先收讯问，不许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审验反覆得实，而后颦蹙而入。青于门外呼死者姓名，则其神魂已随青往矣。”又朝奉郎刘安行，一夕忽梦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禄命告终，阴符已下而少迟之，幸速处置后事，明日午时不可踰也。”刘起拜老人，且询其谁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袁枚《子不语》卷十“狮子大王”条，则以本宅土地为中霤神：贵州人尹廷洽，为阴差所拘。其土地神阻拦道：“某为渠家中霤。每一人始生，即准东岳文书知会其人，应是何等人，应是何年月日死，共计在阳世几岁，历历不爽。尹廷洽初生时，东岳牒文中开：应得年七十二岁。今未满五十，又未接到折算支书，何以忽尔勾到？故恐有冤。”[3] 吴山下还有一个不枯的井，也很有名。南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就特别提到，说里面有失足落井的溺鬼，往往拉人下水，最后只好弄块大石板压上了事。[4] 钱希言《狯园》卷九“陆文裕游地狱”条言，阎王道：“本司有二等簿。一黄簿，是记缙绅学士禄寿，上帝为政，某不得而与也。一青簿，是记士庶禄寿，此则某为政，或可增损其间耳。”由此看来，上等人和下等人就是死也要有高下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