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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远方来，哪怕是借人躯壳而来，欢若平生，也正应了“死友”之名。但嘱托完毕，径自离去，把借来的尸首扔在那里不管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后果往往很严重，幸好尸体本身很乖，否则王某真要“不亦乐乎”了。而这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嵊县山庵”，见于《夷坚志补》卷十六，那尸体可就不那么安分了。那位朋友嘱托完毕，也不打招呼就悄悄走了，不料留下的尸体却还有灵气，于是大惹麻烦：主人打盹发出微鼾，那访客也打起鼾；主人倦极倚墙而坐，访客也半坐半卧；主人揭起帐子往外吐唾，访客也跟着吐了一口。真是亦步亦趋、如影随形。主人这才觉出不大对劲，悄悄溜下床急跑，那物也就追了上来。幸亏这位知道僵尸不能曲折而行，便绕了个弯子，僵尸踉跄直前，抱着屋柱不动了。结论是：“盖旧鬼欲有所凭，借新尸以来。语竟，魂魄却还，新鬼伥伥无依，故致此怪。”

洪迈的这种观点在后世仍不乏同调，最为典型的是清代东轩主人《述异记》卷中所讲的“僵尸鬼”故事，它把强魂附尸表述得最为形象而清晰。故事很像是从人间“局诈”中移植过来的，也比一般的尸变故事多些曲折：

山东某县一荒冢有僵尸鬼，每为人害。康熙某年有二役同解一犯过其地，时值大雨，天暮无所投止。行至初更，远望有微火若灯，趋至，则破屋前后二间，阒无人声，入内视之，一妇人方背灯而哭。遂告以投宿之意，妇云：“我夫新死，尸尚在外舍，恐君等不安适耳。”三人愿留，遂共宿尸旁。二役已鼾睡，此犯心悸，辗侧未寝。忽见此尸蹶然而兴，就灯熏手使黑，往涂役面，两役俱不动。后复熏手将至犯身，犯大呼狂走出门，尸遽追之，连过二桥，尸犹未舍。犯奔入破庙，逾短垣而出，尸撞墙僵仆，犯亦昏倒墙外。迨明，行者见之，以姜汤灌苏，共往迹之，则二役并死于荒冢之旁矣。

很明显，真正杀人的恶鬼不是僵尸，而是那背灯而哭的妇人；她被称为“僵尸鬼”，但她却不是僵尸，而是专门凭附新死的僵尸以杀人的鬼物。[3]

清初的钮琇也主张走尸是为别种东西所凭，但他认为那东西不是鬼物，而是“天地不正之气”，也就是邪气。《觚剩》卷五“尸行”条，记一乡人死而未殓，夜间就诈将起来，把守灵人追得屁滚尿流。此人灵机一动，扒上墙头，无奈手脚不如头脑灵便，一条腿让走尸抱住了，他只好抱住墙头死不撒手。人鬼僵持，直到天明才算结束。讲这故事的舒子将言：“是必天地不正之气，凭之为妖。如豕立于齐，石言于晋，当非豕与石能然耳。”已经引经据典了，如野猪人立，石头说话，都是为物所凭，所以尸体本身仍然没有任何责任。

袁枚也认为走尸是为“气”所感，但与钮琇不同的是，那气不是“天地不正之气”，而是“阳气”。这阳气本是生命之源，能转弱为强，也许能起死回生，但如果走错了门，死者已经僵化，那就只能成为一具活跳尸。《子不语》卷五“石门尸怪”写得很恐怖，但也引人深思：浙江石门县衙门的李念先下乡催租，夜入荒村，遇一人，打火石一照，“一蓬发人，枯瘦更甚，面亦阔三寸许，眼闭血流，形同僵尸，倚草直立”。然后就是你退一步，僵尸进一步，你撒腿而逃，僵尸就紧追不舍。原来这个村遭了瘟疫，死人甚多，这位死者尚未棺殓，“感阳气而走魂也”。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你们还去追讨搜刮粮食，现在倒回来，也让狗腿子们尝尝被追的滋味。

《续子不语》卷八“僵尸挟人枣核可治”条重复这一“阳气”说：“如新死尸奔，名曰‘走影’，乃感阳气触动而然。”但到了卷五“尸奔”条，袁枚又不十分坚持了，他改口说尸奔有二种，一种僵尸不能说话的，是“为阳气所感”，如果能说话，那就是“为鬼魅所附”。看来他还是部分地采纳了洪迈的见解。

除了以上几种，还有雷震说、猫儿狗儿说之类，正如前述，三五十年前甚至现在的农村还保存着这些说法，而追究其原始，可能比宋明以来那些文化人的“格物致知”早很多。唐人陈劭《通幽记》记一走尸事云：“昨夜方殓，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而这位走尸的小娘子竟能跳墙头，入人家，只是不会说话，过了一夜就又成了僵尸。结局更好的是唐人皇甫氏《原化记》中的一则，“王氏女将嫁暴卒，未殓，昨夜因雷，遂失其尸。”此尸跑到坟场上就又僵了，偏巧几个书生打赌比胆量，一个胆大的把此尸背了回来，搂于怀中，想不到竟然活了过来，而真的成了夫妇。由此便可以推想传说中的“走尸”也未必全无其事，那便是一些假死者的复活，如果抢救及时，人就活了过来，倘若先有“诈尸”的成见，一棒子打回原位，恐怕不说成诈尸也就无法向地方上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