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3/16页）

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使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瘫痪。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做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组织具体的营救工作，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67.“牛兰夫妇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谜（下）

1931年夏天，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关押、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一度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直到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才得以逃出监狱。

牛兰夫妇被捕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曾全力开展营救。中共中央方面派出营救牛兰夫妇的主要负责人是潘汉年，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营救牛兰夫妇的是佐尔格。

佐尔格是德国人，也是大名鼎鼎的苏联情报工作者。在“二战”期间德国疯狂进攻苏联的时候，包括在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时候，由于佐尔格成功地搜集到了日本不会大举进犯苏联的情报，及时向斯大林报告，使斯大林能够从东方抽掉大量的兵力放在西部战线，使莫斯科没有被攻陷，而且苏军对德军的反击提前了。

这是佐尔格的情报对苏联的巨大贡献。佐尔格由此被苏联的情报机构当做了一个雕像，认为他是苏联情报局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情报工作者之一。甚至到了1964年，佐尔格还被赫鲁晓夫追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佐尔格与牛兰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两人年龄相仿。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

二是两人出生地相近。牛兰出生于乌克兰，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两人的工作语言都是德语。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时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

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相似。首先，两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两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其次，两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率队攻打冬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现在两个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任务是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

佐尔格当时就和潘汉年两个人在上海，共同完成对牛兰夫妇的营救。怎么营救呢？当时佐尔格就向莫斯科建议，要求立即派专人送2万美元到上海，用这2万美元打通关节，完成营救。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的法院系统是相当腐败的，用钱打通关节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时苏军总参谋部马上行动，为了保险起见，派了两个人送钱。两个人每人带了2万美元，实际上就是4万美元。两个人走两条线路，而且两个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另外有一个人还在完成与自己相同的事情。这样确保即使有一人出了问题，另一人也能把钱送到；即使出了问题的人泄露口供，另一人也不会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