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专精他业的语言大家（第4/6页）

赵元任提出的建设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是正确的：简谱、五线谱早已代替了工尺谱；ABCDEFG也早已代替了五音的说法；和声以及许多西洋音乐的作曲技巧已经在中国民族音乐中广泛运用。西洋音乐与中国音乐的结合，给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

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活动大部分是业余的，但是由于他的音乐创作紧随时代前进的潮流，反映了“五四”以来一代要科学、要民主、要改革的社会进步人士的思想感情，因此很有影响。赵元任极富创新的性格，在音乐的理论和作品方面也打下了他创新的深刻烙印。

“言有易，言无难”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出自于赵元任门下。当时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四大导师。王力1926年夏考入国学研究院，同班32位同学只有他跟赵元任学习语言学。他对赵元任的音韵学课十分感兴趣。受赵元任影响，后来他去法国学习语言学。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梁启超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写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赵元任却专找王力论文中的毛病。王力的论文中在谈到“反照句”和“纲目句”时，加上了“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的附言。赵元任看到这个附言后给了如下批语：“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看来，绝对不可以根据看过的部分材料就轻易地下结论。

王力当时虽然采纳了导师的意见，但是对“言有易，言无难”的深刻含义并没有深刻领悟。不久，他又写了一篇题目为《两粤音说》的论文，赵元任把这篇论文推荐发表在《清华学报》上。文中说广州话没有撮口呼。当时赵元任还没调查过广州话，没有把握断定有无，但他仍然记着这件事。1928年赵先生到广州进行了方言调查，发现广州话没有撮口呼的结论是错误的，立刻给在法国学语言学的王力写了一封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证明《两粤音说》的错误。王力至此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含义，并从此将赵元任的六字批语作为座右铭。

一天晚上，陈寅恪、吴宓与赵元任夫妇闲谈，赵元任忽然问吴宓：“雨僧，你怎么老是叫陈寅ke是陈寅que？”吴宓非常诧异，反问道：“大家都叫他寅que，难道不对吗？”陈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么念，我也没办法。”赵元任严肃地说；“总要有个标准。这个字就是该念ke，我是在民国十三年才发现寅恪自己拼写德文，写作YinkoTshen的。寅恪是谦谦君子，不好意思纠正别人。但是我是喜欢咬文嚼字的。这个字念错了，以讹传讹，可不得了。”

陈寅恪的“恪”字，的确应该念ke而不是que，只是因为陈寅恪的江西口音比较重，所以不少人都跟着他错了。王国维和赵元任都喜欢音韵学，两人早年都曾熟读《说文解字》。王国维曾说，识字自《说文》始。要成为大学者，没有哪个不用心钻研的，这正是他们能做大学问的基础。

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毕业前夕，赵元任与同校的中国留学生胡适、胡明复等人筹划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了《科学》月刊。月刊于1915年1月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技学术刊物。赵元任在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和音乐作品《和平进行曲》。1915年10月，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任鸿隽任会长，赵元任担任书记。这个社团后来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当大多数活跃分子毕业归国之后，科学社迁到上海，一直办到1950年。为了出版《科学》会刊，会员们要用从奖学金中节省钱，来支持这个刊物。有一段时间，赵元任只能以汤和苹果饼作午餐以节省更多的钱，以致得了营养不良症。

1915年赵元任获得了哈佛大学乔治与马莎·德贝哲学奖学金，到哈佛大学开始了为期3年的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紧张学习生活。在哈佛研究院的日子里，赵元任继续研究语言学，他选修了《言语学入门》，还选修了梵语。这时他养成了一种漫步思考问题的习惯，经常边走路边思考问题，甚至路遇熟人也看不见，看起来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因此获得了“Prof.”的外号。此外，他还经常到麻省理工学院听中国朋友讲方言，并向他们学习。

1918年5月份，赵元任获得了哈佛谢尔登博士后旅行研究奖学金，到芝加哥和加州的柏克莱继续深造和研究。后来转移到加州，健康状况开始好转，但是诊断证明他患了胃下垂。这一时期，赵元任在病理、心理和生理方面时常出现不安与波动。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回母校——清华教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