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大学真谛在大师（第2/5页）

梅贻琦理想中的教授，是德才均备的；梅贻琦理解的“教育”，并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包含知识、情感、意志等因素全面发展的全人格教育。

梅贻琦上任后，将延揽一流师资看作为“努力奔赴第一事”。一方面他充分尊重原教授队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礼聘。据黄延复教授统计，从1932年至1937年，先后聘来校的国内外名师（包括一些当时即已崭露头角的新秀）达百数十人，其中包括不少外籍学者，加上罗家伦校长集中聘请的那一批教授，30年代清华园内名师荟萃，极一时之盛。

清华的文、理两学院历史悠久，基础很好，而工学院则是后起之秀，这与梅贻琦的大力建设紧密相关。梅贻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组成清华工学院，自兼院长。后由顾毓琇任院长。从1934年起，清华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建立亚洲最大的航空实验风洞等，这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又是旧中国航空的开端。这一时期，为清华以后的工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36年时，清华工学院的学生已占全校总人数的1/3。

那时候的风气是工科至上。政府一再明令发展理工，抑制文法，学生们为了出路好，也乐于往工学院挤。梅贻琦虽然花了很大力气建设清华的工学院，但他并不轻视文法。1933年，他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说：“理工为实用学科，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就本校说，最初办理较有成绩的理科之外，文法数科亦并不弱。现在本校工院初创，理工方面固应亟谋发展，但于文法各系也要使它有适当的进展。这一点外人不免忽视。”同年秋，清华开始实行文法学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学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这种制度旨在加强学生的基础，拓宽学生的视野，避免过早进入专门研究的弊端。学生在这种制度下可以较多地照顾到个人兴趣，转系也不难。这是对清华的通才教育传统一个重大发展。事实证明是合情合理的，清华以后名家辈出，与这种“底子厚，后劲大”的制度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清华还开创了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1933年，首先与德国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先后约请哈达玛、维纳、华敦德等国外第一流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

总之，从1931年到任至抗日战争爆发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而且是在华北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梅贻琦在校政、教学、学术研究、学风、人才等诸多方面擘画精详，成绩卓著，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你看怎样办好”

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平津各大学不能开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均在南京，决定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和教育部派代表组成委员会领导校务，使三校师生先行上课。1938年2月学校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校务由常委共同负责。联大设有理、文、法、工、师范五个学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旧制，稍加合并，如地质、地理、气象合为一系，历史、社会合为一系。联大成立后，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学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大加聘、排课、发薪。联大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后共8年。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也各有其不同的经济条件。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后，还在昆明上课一年，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