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3/18页)

以上均係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匪我两方比较,我们的一切条件都要胜过共匪,但是各将领必须记取一句格言,就是「师克在和不在众」。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前后的将领,能够协同一致,和衷共济,则无论当面的匪军如何兇顽,人数如何众多,都可以被我们打败,被我们消灭。反之如果大家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那就没有不被匪军各个击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在人力方面,我拥有三百五十万人之正规部队,而匪军连民兵在内,不过五十万人;在物质方面,我拥有以抗战为基础之一切资源武器与器材,及美租借法案之剩余物资,并接收投降日军之全部在华物资,而匪军则仅居一隅,赖就地取材,极为有限。在此种对匪处于绝对优势之比例下,欲完全消灭共匪,实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于我各级干部精神方面之颓废,纪律之废驰,人谋之不臧,与夫军政之不协调,乃使剿匪军事毫无进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长,渐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势。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讲〈对戡乱军事之总评及训示〉

大家还要知道:我们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并非敌人真有许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具备了许多失败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为共党卖力工作,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份崩离析的局势。⋯⋯

其次,我们还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是我们组织不严,因此共匪的侦探更易渗透我们的内部,真所谓「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由此偷窃机密的情报,製造无稽的谣言,威胁党员的精神,加速我们的崩溃。以致我们几百万军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无数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来残杀我们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

(本文摘自《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中华民国国史馆2005年8月初版,下同)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

陈 诚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我们应不难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自己也还有一些补充的意见,不妨一併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共军之基本思想在求战、求兵、求食。其指导原则在把握主动、活动、机动,以困我之点,断我之线,控我之面。为实现这些思想与原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行动轻快。如何才能行动轻快?又必须以减轻负担为前提,诸如守土的负担、保家的负担、保产的负担等等。自古至今,大凡争天下者负担少,守天下者负担多,形势使然,无可如何。戡乱军事,我守而敌争,亦为先天汴定之形势,则主动、活动、机动,在敌易而在我难,因之困点断线控面,遂成必然之结果。兵、食之源皆出于面,敌能控面,自然可以足食足兵。反之,兵力既捉襟见肘,饷糈又难乎为继,则一般不肖将领,方避战之不暇,哪裏还有协同友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勇气?事至于此,虽使孙吴复生,恐怕也没有打胜仗的把握。

二、大陆失败,原因複杂,不可以一端论。但共产党攻心战术一直攻到我们大本营裏来,我们的参谋次长刘为章(斐),就是为共党工作的,我们都被蒙在鼓裏,这样的剿共军事,还想要不败,能吗?刘为章本为桂系谋士,小有才,所以让他当参谋次长。此人巧言如簧,最能先意承旨。我当参谋总长,常到各战场上去,内部完全由他操持,全盘军事几无机密之可言。徐州方面,原由薛伯陵(薛岳)主持,因为他挑拨离间,才换了人。薛伯陵如在徐州,徐蚌会战决不会垮得那样快。徐蚌一败,大局遂愈发不可收拾。据说:毛泽东某次介绍刘为章和高级共干见面时,曾夸奖他是第一功臣,则此人关係之大可知。

三、陆宣公(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粗陈当时六事之失,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陆失败情形,颇多吻合之处,誌其要点如后:

1.措置乖方:谓胜敌必先练兵,练兵有攻讨之兵,有镇守之兵,不可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则乖其用。我曾主张将剿共部队分为三种:(一)进剿部队;(二)防守部队;(三)清剿部队。三种部队之编制装备训练,因需要不同而异,亦即此意。但因隔于种种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为我自己德薄能鲜之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