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艰难时刻（第3/6页）

两国大使说：“我们是中国的朋友，有我们监督，停战后，日本不会提出过分要求，否则的话，对中国不利。”

法国大使甚至说：“现在法国唯一想做的事是对付德国的威胁，所以根本没精力顾及远东，也不想开罪于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要求关闭滇越公路，我们也许会从了，请中国一定要理解啊。”

当时，蒋介石和他的外交部长王宠惠的回答是：“在日军全部撤出中国前，中国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中国当然希望实现和平，前提是日本撤走它的侵略军。难道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战争不是中国挑起的！”

接下来的事，自私的英国和怯懦的法国还真做得出来：为自身的利益，不愿得罪日本，先后关闭了向中国运输抗战物资的国际补给线——滇缅公路（7月18日关闭，3个月后才重开）、滇越铁路。

这让蒋介石感到抗战局势尤其困难。

5月13日，在香港，自称代表重庆政府的“宋子良”约今井武夫进行会谈。

今井去香港前，板垣征四郎给他定的底线是：重庆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的存在。

板垣说：“所谓承认‘满洲国’，只不过是5个字的问题，像这点事就不能让重庆方面让步吗？”

5个字的问题？板垣真是说得出口。

今井对板垣的固执表示疑虑，当然他也明白其固执的缘由，那个“满洲国”是他板垣一手扶植建立的。

在九龙半岛旅馆的会谈中，关于伪满地位问题和日军在华北驻军问题成为双方的鸿沟。最后，“宋子良”表示：两大问题可成为悬案，留着以后去解决。

今井说：“好啊，那就停战吧，国民政府先发个‘亲日防共’的声明，然后进行正式和平谈判。”

随后，会谈又转移到海上的一艘小艇里。

今井说：“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前，双方搞个高级会谈，我们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出席，你们的蒋委员长也要出席，地点可以定在长沙。”

后来，今井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之所以想把板垣征四郎拉到谈判桌，是因为板垣虽在“满洲国”问题上不肯让步，但只要他来到谈判桌，领略了双方的谈判空气，那么最后就有可能松口，这样停战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今井的建议被“宋子良”一口否决，原话是：“其实你现在就相当于正在和蒋介石会谈，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要大人物出面，也需要等到会谈成功才行。”

日方愈加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怀疑，但一时又无法调查。

第二次会谈，仍在九龙半岛旅馆，跟随今井来的铃木中佐一度用特殊相机从门锁的洞眼拍摄了“宋子良”的照片。

今井返南京后，立即请来陈公博、周佛海，叫他们认一下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周佛海说很像宋子良本人，但陈公博说一点也不像，于是还是无解。

在南京，今井对板垣的固执深表不满，觉得他一根筋。他认为，不管重庆承不承认“满洲国”，“满洲国”都已存在：“再没有比拘泥于这个问题给结束事变造成更大破坏的了。”

6月4日，日本人跟“宋子良”的会谈在澳门继续进行。

那是澳门郊区一个类似凶宅的地下室，里面黑天白日都点着蜡烛。这一次，日方参加者除今井武夫外，还有前面提到的陆军参谋本部的臼井茂树，此人带来了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委任状。

这一次，谈到对汪精卫的安置，“宋子良”提出先由张群代表蒋介石去上海跟汪精卫会谈，叫汪出国或彻底隐退，随后板垣征四郎去重庆，跟蒋介石直接会谈。

对板垣去重庆这一点，东京来的臼井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似乎表明日本上门去求国民政府？”他仍建议双方在长沙举行停战会谈。先搞完这个会谈，张群再去上海会见汪。

“宋子良”表示反对。

臼井又建议蒋介石、汪精卫和板垣征四郎联合会谈，地点可以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

“宋子良”认为三人会谈可行，但谈判地点不妥，蒋介石是不会出席的。关于伪满洲国和华北驻军问题，“宋子良”说这是中日一切争端的祸根。

日本人给出的最后回答是，这两个问题可以在谈判中用双方认可的“技术性手段”加以解决，反对将它们置于和平条件外。

多日后，在香港，“宋子良”称自己从重庆回来了，并带来“大人物”的回复：1940年7月中旬左右，蒋介石可以出席跟板垣征四郎、汪精卫的会谈，地点必须在长沙。板垣征四郎给参加谈判的日本人发出指示，说不能在长沙，最好在洞庭湖的一艘小船上。“宋子良”坚持在长沙。最后，日本人同意了，定在长沙会谈，时间在8月初（这就是板垣征四郎一度叫攻占宜昌的第13师团把对该城的占领维持到7月底的原因，即保持对重庆的压力）。“宋子良”提出参加者只能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不得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