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第2/11页）

像他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一样，此人一直是个谜。由于这个谜，他使人难以接近，难以理解。他不接受单独采访，只在官方记者招待会上发言。因此我可以发誓说，我至今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在接到那封我并不抱任何幻想的信以后三天就同意接见我。据他说，那是因为他读了我1969年2月在河内采访武元甲的访问记。也许是这样。但是在他表示了那个意外的“同意”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提出了接见我的下列条件：他在接见中将什么也不告诉我，而我得讲话，他将根据我所说的来决定是否接受我的采访。最后，他答应安排时间。1972年11月2日，星期四，他如期在白宫接见了我。他气喘吁吁地向我走来，板着脸对我说：“早安，法拉奇小姐。”然后，还是板着脸把我让进了他那陈设华丽的书房，那里到处放着书籍、电话、纸张、抽象派的画和尼克松的照片。进去以后他竟忘了我的存在，背着我，开始阅读起一份打字稿。我站在房间中央感到有点尴尬，而他始终背着我念他的打字稿。他这样做既愚蠢又不礼貌，但是这种局面倒使我有机会在他研究我以前先把他研究一番。我发现他毫无诱人之处：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我还发现他并不从容自如，并不那么自信。在跟对手打交道之前，他需要一些时间作临场准备，需要凭借他的权势来壮胆子，其结果是表现得极不礼貌。这是怯懦者的经常表现：色厉内荏。也许他本来就是如此。

他读完了那份打字稿以后（从他所花的时间来看，他读得相当仔细和用心），转过身来请我在长沙发上坐下，自己则坐在旁边一张比沙发高的安乐椅上，居高临下，开始向我发问，口气像一位教授在考问他所不信任的学生。这很像我在佛罗伦萨的伽利略中学读书时的数学物理教师。我恨那个人，他镜片后面那嘲弄人的眼睛紧盯着我时，我感到害怕，但他却以此为乐。甚至和那位教师一样，基辛格也有一个男中音的嗓音，准确地说是带喉音的嗓音。还有他坐在那里的姿势：靠着椅背，右臂抱着扶手，跷着二郎腿，以致上衣紧绷绷的，随时有绷掉纽扣的危险。如果他这时要使我局促不安，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学生时代的情景像噩梦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以致我在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时都感到担心：“上帝，我答得上来吗？要是答不上来，他会让我留级的。”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武元甲将军的：“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这次我考虑接受您采访的原因是我读了您关于武元甲的访问记。很有趣，武元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提问的口气使人感到他似乎没有多少时间，于是我不得不简要地回答：“我觉得他是个法国势利眼，既和蔼，又傲慢，归根结底是个像下雨天那样令人讨厌的家伙。会见武元甲与其说是一次采访还不如说参加了一个大会。我毫不感兴趣，但是他对我讲的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在一个美国人面前贬低武元甲几乎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们都对他怀有好感，就像三十年前对隆美尔一样。“法国势利眼”的提法使他不知所措，或者他并没有听明白；“像下雨天那样令人讨厌”的说法使他不安，他知道自己也有惹人讨厌的特征。他的蓝眼珠里两次闪着敌意。给他打击最大的是我说武元甲所作的预言都准确无误。他打断我的话，问道：“为什么？”我说，因为武元甲1969年所作的预言在1972年成为现实。“有什么例子？”我告诉他，例如，他说美国人将逐步从越南撤出去，最后放弃这场使他们花钱越来越多并即将把他们引向通货膨胀边缘的战争。他的蓝色的眼珠又转动了一下：“您认为武元甲对您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基辛格，武元甲谈到了新春攻势，并把这次攻势完全归罪于越共。这一次他没有评论，只是问道：“您认为是越共发动的吗？”“也许是的，基辛格博士。连孩子们都知道武元甲热衷于用坦克发动隆美尔式的进攻，实际上复活节的进攻就是采取隆美尔式的……”“但是他失败了！”他抗议道。“他真失败了吗？”我反驳说。“哪一点使您认为他没有失败？”“基辛格博士，您同意签署了一份阮文绍不喜欢的协定。”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一点消息，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阮文绍是不会让步的。”他上钩了，说：“他会让步的。他应该让步。”接着他集中谈论阮文绍，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他问我对阮文绍的看法。我说我一向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您一向不喜欢他？”“基辛格博士，这一点您比我清楚，您曾经费力地与他打过三天交道，应该说是四天交道。”他表示同意地叹了一口气，并做了一个鬼脸，这一点很令人惊讶。基辛格是一个能出色地控制自己脸部表情的人，很少会让嘴唇或眼睛流露出他的想法和感情。但是在这第一次会晤中，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约束自己。每当我表示反对阮文绍时，他都点头表示赞同或会心地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