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哈巴什（第3/7页）

会晤是在晚上，在安曼郊区与一个难民营相连的一幢住房里进行。房间里只有一张字台和几把椅子，墙上贴着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画。手持冲锋枪的突击队员把守着关闭的房门。屋里只有我、他、摄影师和那位引见者。我坐在写字台前，乔治·哈巴什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他弯着背，双手放在膝盖上，抬起头等我提问。他始终以坚定、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这样的姿势使我失去了向他进攻的愿望。我问他的年龄，回答是44岁。然后他把手指伸进灰白的头发，似乎是要为自己看来如此衰老表示歉意，嘴角上掠过一丝苦笑。但是，当我提出第一个“为什么”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严肃地表示同意，并且作了严肃的解释。他用英语交谈，他对这种语言相当精通，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像一位教授在给学生讲授解剖学。但是他的语调是冷淡的，是一个不需要盟友和朋友的人的讲话语调，他没有这个需要，孤独是他所作的选择。他的这种状态持续了足有一个半小时，直到我问他最后一个“为什么”时，他变得局促不安，甚至哭了起来。他真的哭了。当他叙述到1967年看到3000个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用步枪赶走时，他的嘴角开始颤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泪水从他的鼻子边流下来……我该怎么想呢？人的天性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善与恶之间只相隔着一根如此之细，如此难以看得见的线。我没有说什么。我暗暗地想，有时候这根线会断在你手中，使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会使你糊涂的神秘物。在这个神秘物支配下，你再也不敢评价一个人。

但是，当采访记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以后，他错误地让所谓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情报部给我写了一封无耻的信。由此，我就对哈巴什作了评价。那封信否认我使用过“恐怖主义”的字眼，认为哈巴什大夫决不会允许我使用这样的字眼。既然阿拉伯人被认为是犹太人，于是我被指责为排犹分子。信中还否认他放弃行医的年份是1967年，最后否认哈巴什说过他对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一点也不担忧。我用英文写了一封公开信做了回答。信是这么写的：“所谓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情报部显然不知道存在一种叫录音机的机器。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所谓的’，是因为当我在巴勒斯坦时，没有任何一个属于它的成员对我说起过存在这么一个情报部。我采访哈巴什大夫时是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问答的。如果他忘却了某些事情或者故意忘却了某些事情的话，他随时可以听听录音带以便唤起自己的记忆。但是，我愿意设想哈巴什大夫对他的所谓的情报部给我的信是一无所知的。我愿意设想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必定会制止在信中杜撰这么多无用的蠢话和毫无意义的辱骂的行为。事实上，哈巴什大夫很清楚他在麦克风前说过的话。诚然，也许是出于礼貌我没有处处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对此现在我还感到后悔。但是，我曾多次使用这个词，甚至在谈到我们欧洲人过去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并没有杀害过手无寸铁的人们和儿童时，我在哈巴什大夫面前还评论过这个词。对此，哈巴什大夫没有生气和进行反驳。为了说明我是错的，他只向我介绍了他的理论。像所有的记者一样，我每一次在采访以后都把采访所得抄录下来并做些加工，但是这一次我没有花很多精力，因为按我们谈话的实际情况写就行了。这个采访记的文字稿从我和哈巴什开始谈话处落笔，以我和哈巴什结束谈话收尾，这不是偶然的。它极为忠实地报道了哈巴什在90分钟内用英语对我讲的一切，录音带上的字句清晰，音响极好。除了1967年这（几）个字以外，不可能有其他差错。哈巴什大夫发音时有轻微的咬舌头的缺陷，很有可能他说的是1957年，而我把它听成1967年。我再说一遍，我写下的是记录在录音带上的全部内容，只是缺少了哈巴什大夫的眼泪和他嘴角的抽搐、颤动，这是人的反应，正因为如此我喜欢他。这，我承认我可能错了。他的所谓的情报部暗示我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对于这样粗俗的攻击我只想回答说，当哈巴什大夫没有做出任何事情表明他的反法西斯立场的时候，当他的人民与纳粹分子和睦相处的时候，我那时是一个在意大利抵抗运动中进行战斗的、梳着辫子的小姑娘。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巴勒斯坦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我们中间采访我们，向我们表示同情。”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哈巴什大夫，你们的阵线擅长于搞恐怖主义行动，而很多这样的行动发生在欧洲。为什么你们要把不属于我们的战争强加于我们？你们的准则是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