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第4/8页）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班达拉奈克夫人，从锡兰发生暴乱到现在已经整整4个月了，但是在很多地区斗争还在继续，整个岛上还实行宵禁，紧急状态没有要结束的迹象。除了惴惴不安外，人们都在苦恼地等待着另一场血洗。班达拉奈克夫人，我要向您提一个谁都想问您的问题：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由左派政府，甚至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支撑的国家里？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以下简称“班”）：您要求我帮助您了解的事情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连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年轻人参加的暴乱。从理论上来说，它与以1968年5月在巴黎爆发的恶性动乱[8]为起点，后又几乎波及世界各国的暴乱没有什么区别。此外，你们自己在意大利对这些事也有所闻，在你们的大街上和大学里也发生了骚乱。是的，我认为这些青年人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即他们对社会的盲目仇恨和对暴力的荒谬热衷。我们的社会没能制止这两种情绪的发展，因为对他们太宽容和放纵了。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如果这些孩子们反对的不是民主政权而是反动的法西斯政权，那么，我能理解他们。可是，在锡兰从来没有建立过真正反动的法西斯政权，今天更不是这样的政权。在锡兰，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人死于饥饿，社会成就是显著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我们的主食是大米，它免费分发给居民。除免费供应口粮外，其余的粮食价格也低得可笑。医疗是免费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都是义务制。文盲比例非常低。是的，还有很多有待去做的事，例如失业人数很多。但是参加暴乱的青年中只有34%的人过去或现在是失业者，如果我能解释为什么这34%的人参加暴乱，我却不能解释其余的66%的人。他们为什么选择了暴力的道路、流血的道路呢？他们的行动不可能是自发性的，他们背后一定有人在煽动他们，他们是被利用的。但是背后的人是谁呢？

法：真的，是谁呢？我知道您已经正式排除了俄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责任。而且，无论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表明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您的政府。

班：事实上，他们都谴责了暴乱。俄国人向我们提供了米格战斗机，派来了飞行员为我们培训飞行员。至于米格战斗机的用处有待讨论，显然，不能使用米格战斗机来进行游击战。但当时我们处在一片混乱中，没有去考虑这些细节。不管怎样，俄国人是同美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英国人一起最早向我们提供援助的人。至于中国人，他们给我们军事援助的时间晚了一点，那时暴乱已经基本平息，但是，他们以提供巨款支援了我们，而且，周恩来对我的政府采取了十分友好和明确的立场。直至今日，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中国或俄国是暴乱的幕后指挥者。我们查明了，唯一的、无可置疑的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的是朝鲜。毫无疑问，是朝鲜人煽动和帮助了暴乱者。他们通过集会、上课、散发小册子向他们灌输某种思想，甚至教他们制造炸弹，还告诉他们从哪里可以得到炸弹。我们知道暴乱者经常去他们家里。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把朝鲜使馆的全部人员驱逐出境，现在使馆里空无一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与朝鲜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但是我们在平壤没有大使，他们在科伦坡也没有代表。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朝鲜人究竟在为谁效劳？在机场跑道上为朝鲜大使送行的只有中国人，俄国人没有在场。可是，朝鲜人在科伦坡的利益今天却在苏联人手中。譬如，是苏联人在支付朝鲜大使馆的房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人与俄国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一切将会水落石出，我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法：班达拉奈克夫人，您有没有试图与被押和被捕的暴乱者谈论这些事？

班：我当然试过，我曾与他们长时间地进行交谈。但是在这方面我没有发现任何情况。我只是发现了孩子们的不安、不满、沮丧，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满腔愤怒。与他们讨论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是由于他们的狂怒，而且是因为他们对我怀有深仇大恨。似乎他们都被洗过脑，所有的人都重复同样的话，像在放一张破了的唱片一样。他们重复得最多、最有把握的一点就是想收拾我。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主要计划是炮击我的住宅和逮捕我，然后把我杀掉。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他们只是一味地说，我应该被杀，如果他们没有被出卖，肯定能杀掉我。于是我向他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们真的认为这是可能的吗？”回答是：“是的，只需24小时就足以消灭您和控制政府。”这是一场使你迷惑不解的对话。我甚至还想向他们了解谁将在政府中掌权，他们说：“我们自己。”他们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是，一旦控制了政府，他们要干什么。于是，他们就沉湎于高呼口号或说些愚蠢的话。有的说要砍掉所有的茶树，因为茶树是英国人种的，他们要以种植大米来取代。我觉得他们很幼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比一般18岁或20岁的青年要幼稚。我尤其觉得他们是被人引入歧途，被他们的头头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