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德·卡马拉（第4/9页）

法：已不足为怪吗？

埃：不足为怪，就像打电话进行威胁那样不足为怪。我对这些事已习以为常。他们常在夜间每隔一小时或半小时打电话来威胁我说：“你是个煽动分子，是个共产党人。你准备去死吧，我们现在就要到你那里，让你瞧瞧地狱是什么样的。”一群白痴！我根本不予理睬。我笑了笑，放下听筒。您也许会问，为什么你要拿起听筒呢？因为接电话是我的义务。可能打来电话的是某个身体有病的人、有某种需要的人或请求帮助的人。我是个神甫，对不对？世界足球锦标赛期间才稍稍平静了些，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想的也是足球。但是过后，他们又故技重演。就在昨天晚上，他们既不让我安睡，又不让我祈祷。每隔半小时就响起“滴铃、滴铃”的电话铃声。“喂，我们要来宰了你。”白痴！他们还不明白，杀死我是无济于事的，像我这样的神甫比比皆是。

法：埃尔德先生，可惜不是比比皆是，而是寥寥无几。我们还是回到“红色大主教”这个绰号上来吧。今天，您的政治选择是什么？据说，您是个社会党人，是不是？

埃：当然，我是社会党人！上帝以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是为了使人成为他的共同创造者，而不是为了使人变成奴隶。人们怎么能容忍绝大多数的人受压迫和像奴隶一样的生活呢？我看不到资本主义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但是我也看不到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而靠专政是达不到社会主义的。专政我们早已有过。这就是我的坚定不移的看法。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是惊人的：我承认苏联通过改变自己的结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承认红色中国以更不寻常的方式在突飞猛进。当我察觉到苏联对拉丁美洲等不发达国家所采取的那种冷淡态度时，我发现它与美国的冷淡态度又是多么的一致。那么我的社会主义典型是怎样的呢？也许我能在俄国和中国轨道之外的一些国家，也许能在像坦桑尼亚和被镇压之前的捷克那样的国家中找到。但也不是。我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是尊重人和符合《福音书》的社会主义。我的社会主义是公正。

法：埃尔德先生，没有一个词像公正一词那样为人所用，没有东西像公正一词那样富有乌托邦色彩。您如何理解公正？

埃：公正并不意味着以同一方式给所有的人以同样数量的财产。如果是这样，那将是件可怕的事，犹如人人都有相同的面貌、相同的身体、相同的声音、相同的思维。我相信人有权利具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身体、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维。上帝也可能会冒着被人认为是不公正的风险。然而上帝是公正的，他希望既没有特权的人，也没有受压迫的人。他希望每个人都得到生活的基本所需，但有所区别。那么我是如何理解公正的呢？我把公正理解为在国内和国际上更好地分配财产。目前，有一种内部的殖民主义，也有一种外部的殖民主义。为了说明外部殖民主义的存在，只消想想这个星球上80%的资源都掌握在世界上20%的国家手中，也就是掌握在超级大国和为超级大国效劳的国家手中就行了。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就足以说明。在最近15年中，美国从拉丁美洲赚了足足有11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底特律大学统计办公室提供的。另一个例子是，为了购买一辆加拿大拖拉机，牙买加必须支付相当于3200吨食糖的钱……为了说明内部殖民主义，只要看看巴西就可以了。在巴西北部，有一些地区人们称它们为不发达地区也是够客气的，另外一些地区则处于史前状态，在那里，人们过着穴居人的生活，为能吃到垃圾堆里的东西而心满意足。我对这些人能说什么呢？难道告诉他们，为了进入天堂，他们就应该受苦受难吗？永恒是在地球上开始的，而不是在天堂中开始的。

法：埃尔德先生，您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吗？

埃：当然读过。我不同意他的结论，但同意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这并不是允许别人就此给我贴上名誉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事实是，人们应该根据已经改变了的和正在改变的现实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解释。我常常对年轻人说：逐字地学习马克思著作是个错误。人们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时应该考虑到它的分析产生于100年之前。譬如，今天，马克思就不可能说宗教是一种异化了的力量和正在起异化作用的力量。当时，对宗教应该做这样的判断，但今天这种判断已经过时。您瞧瞧拉丁美洲的神甫所发生的变化吧，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其实许多共产党人知道这一点。像法国人加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