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七九章 齐国的文治（第2/3页）

在大明时期，“郡县皆立学”，几乎每个官办学校都有“尊经阁”，15世纪中期，松江府学号称藏书万卷，而同一时期，剑桥大学图书馆只有122本图书，这在当时英国已算是很多了。

其实，中国历代的图书馆其实就是藏书馆，这从老子时代就已经如此。印刷术出现之后，书籍实现了商品化，从官方到民间，藏书之风弥漫。

不过，这些不论是皇家藏书楼，还是私人藏书楼，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核心是“藏”，藏的目的，一是传与后代，二是保值增值，并不与阅读有多少直接关系。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就被束之高阁，与读者隔绝。书，只是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古董和艺术品，而不是一种读物。

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类似地主老财在地窖埋藏金银，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

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没有社会。历代皇家藏书楼号称“天子讲读之所”，阁门高悬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而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如齐国陆战队于宁波掠取图书的天一阁就规定，“外姓人不得入阁”，更何论借人观看。

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阅的。公共性，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

在齐国，汉洲本土和数个海外领地，囿于条件有限，目前只在建业城修建了文渊阁这座唯一的国家图书馆。但在各地府县城镇，许多中小学堂中却是建立不少小型图书室，藏书从数百卷（册）到万余卷（册）不等，除了供学堂里的老师和在读的学生阅读参考外，亦对普通民众开放，以此来促进了民智的提升。

不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们读书普遍讲究“精度”，皓首穷经是读书人惯常的态度和做法。但是，相对而言，“博读”却更能启发民智，广博的知识和通达的见闻，会使读书人更自由、独立，甚至由此得到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启蒙。

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因此社会的某种启蒙运动，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运动，一种解放思想的运动。不论是欧洲的先知，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哲学家，他们灿若群星，以笔为剑，以书为刀，为近代（或现代）文明开光，为无数民众觉醒而启蒙。

齐天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要努力将陷入黑暗中的华夏民族重新带到光明的世界，为华夏民族继续保持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深知启蒙民众，引导国民意识，建立民族概念，树立近代国家雏形，是一件多么艰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项。

启蒙，是对人的文明驯化，是关于现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练；没有启蒙，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近代（或现代），更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一个未经启蒙的国家和民族，即使物质上实现了近代化，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或愚昧时代）。

不过，在齐国境内，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思潮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的传播和扩散。在内阁政府部门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机构——民调处。这个部门除了有反谍功用外，国内任何言论和书籍出版也都会受到它的审查和监督。但凡有反对国王、反对内阁、反对齐国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有煽动暴力反抗的言论和书籍，都是被严厉禁止的，甚至会被逮捕和审判。

自古以来，权力与知识就是对立的，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权力来自暴力，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文字与“文字狱”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

齐国虽然没有秦皇的“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焚书坑儒之暴行，也没有我大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滥造文字狱，更不曾有“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恶劣行径，但多多少少会对民间舆论进行把控，积极主动地掌握“主流意识”的宣传。

“此乃邸报？”黄宗羲从方以智手里接过一份报纸，好奇地打开。

“这是我齐国文教部主持发行的《大公报》。”方以智解释道：“此报，每旬发布一期，传诸于汉洲本土和各海外领地。其中，主要刊印境内外各类重大时事，以及本土和海外领地最新发展情况，甚至还有不少普通民生琐碎小事。如此，使得国中百姓对天下大事，都能有初步了解和获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