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十九章 1945年，华盛顿（第3/11页）

他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他也可能很快会死。

埃里克在长条凳上睡着了，但4月16日凌晨三点，这天是星期一，他却被苏联人的炮声惊醒了。之前，他在前线听过两军交战时的炮声，从远处听，声音却比身临其境大了十倍。这也许是因为在前线时他们的耳朵早已被震聋了吧。

黎明时，伤员陆陆续续来到战地医院。埃里克、布劳恩、韦斯医生疲倦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们截断溃烂的四肢，接上断骨，取出子弹，清洗和包扎伤口。他们不仅没有药，连淡水都找不到。对那些痛得大喊的伤员只能打一针吗啡。

可以行走拿枪的士兵在接受了简单的治疗处理后被送回前线。

德方坚持的时间比韦斯医生预测的要长一些。第一天，天快黑时，德军依然坚守着阵地。天黑以后，送来的伤员少多了。他们三个轮流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沃纳·弗兰克被送到了急救站，他的右手手腕被轧碎了。

沃纳现在是个上尉。他和他的手下们带着三十门八十毫米高射炮守卫着一块前沿阵地。“每门炮只有八发炮弹，”韦斯医生巧妙地将他的骨骼碎片归位时，沃纳说，“我们得到的命令是用前七发打击苏联坦克，最后一发留给自己，不让高射炮落在苏联人手里。”操纵高射炮时，一发苏联炮弹把他掀翻在地，“还好只是手受伤了，”他说，“要是炸在头上，我就没命了。”

手腕被绑起来以后，他问埃里克：“卡拉给你来信了吗？”

埃里克听说妹妹和沃纳成了一对。“我已经好几周没收到信了。”

“我也是。听说柏林的情况很糟糕，希望她没事。”

“我也很担心。”埃里克说。

令人吃惊的是，德军又据守了希洛高地一天一夜。

急救站没有得到前线失守的消息。正在给新的一批伤兵做治疗时，七八个苏军闯入了教堂。一个红军士兵朝拱形的天花板上开了一阵机关枪，埃里克和所有能动的人连忙卧倒在地。

看到教堂里的人都没武器，苏联人放松下来。他们在大殿内走了一圈，把德国兵身上的剩下的戒指和手表取了下来，接着就离开了。

埃里克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他第一次陷在敌人的阵线之后。他们应该放弃战地医院，试图赶上撤走的军队吗？他们撤走的话，这里的病人们还会安全吗？

韦斯医生做出了决定。“继续自己的工作吧。”他说。

几分钟之后，一个苏联士兵抬着战友走进教堂大殿。他拿枪指着韦斯，飞快地说了一连串俄语。他非常慌乱，背上的战友全身都是血。

韦斯非常平静。他用不太流利的俄语说：“不必拿枪指着我，把你朋友放在桌子上。”

红军战士把战友放在了桌上，韦斯医生带着埃里克和布劳恩开始了治疗。红军战士一直把枪口对准着韦斯医生。

这天晚些时候，德国伤兵有的步行，有的被送上卡车的后车厢由红军士兵押往了东面。埃里克看着沃纳·弗兰克作为战俘消失在眼前。小时候，埃里克经常听人讲罗伯特叔叔的故事。一战中，罗伯特叔叔被苏联人抓作战俘，后来却从西伯利亚走了四千英里走回了德国。埃里克不知道沃纳会碰上什么样的命运。

更多的苏联伤兵被带了进来，韦斯、埃里克和布劳恩像对待德国兵一样为他们进行治疗。

忙碌了一天，当埃里克筋疲力尽地进入梦乡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也成了战俘。

在盟军逼近柏林的同时，战胜国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起来。伍迪觉得这样的会议很乏味，他只想快点联系上贝拉·赫尔南德兹。

在登陆日进攻、法国的战斗，以及送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期间，贝拉一直浮现在伍迪的脑海之中。一年前，在牛津的最后一学期，贝拉曾经计划着要来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除非贝拉在校园边租间公寓，不然她多半会住在太平洋高地的父母家。

不幸的是，伍迪还没能和贝拉联系上。

他给贝拉写了信，但没收到回信。当他拨打黄页电话本上的赫尔南德兹家的号码时，一个他觉得是贝拉母亲的中年妇女冷冰冰地对他说：“她现在不在家，我可以给你带话。”贝拉却没给他回电。

贝拉可能有个正式的男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伍迪希望贝拉亲口跟他讲。但也许她母亲私自把他的信藏起来了，也没把他的口讯传达给贝拉。

伍迪也许应该放弃。再追寻下去，他可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但他不会轻言放弃。他回忆起不屈不挠地追求乔安妮的往事，琢磨着自己为何总会遇到这种状况：这是他的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