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谷烦冤应夜哭 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第3/7页）

1941年春，曾昭燏参加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三家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团员有夏鼐、曾昭燏、王介忱、赵青芳、高去寻、陈明达等。首选目标是位于岷江中游的彭山江口镇汉墓。她在《永元残墓清理报告》中写道：

1941年6月12日，与吴金鼎君自寂照庵北行，往寨子山调查。于山之西向半腰上，见有近代石工所开之大缺口，其近处有一洞，盖一已开之崖墓。入其内，见墓室尚完好，唯石椁破片与泥土堆积不平。吴君忽于墓之尽头处左侧，发现一内室，室门外两侧石上，各有刻字一行。向内一行过暗，不能读。向洞口一行，有“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字样。既已知墓之年代，当即决意全部加以清理。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中博院的催粮信函。

15日，再往访此墓，为内室门侧刻字二行作拓片。内室不见天光，甚暗，持灯入，见瓦棺残片及泥土堆积，于土中拾得残陶数十片而归。

16日，率一工人往，将内室瓦棺碎片，堆于一处，室内泥土，全清理一遍，凡遗物皆为拾出。19日，清理外室左面石椁内之积土。20日，为内外二室作平面剖面各图，工作遂毕。7

曾的文字表明，当时的发掘已按照现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操作，其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总干事曾昭燏不能长久在外。她写道：“1942年3月，因博物馆的需要，我从彭山绕道重庆回李庄，在博物馆里面工作……李济对我非常信任，我一面作博物馆的基本工作，例如保管、编目等，打下基础，一方面保持着我这部门不被腐化……同事中只有王天木支持我。”8为改变这种状况，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关心来培养新人。

1939年，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在大理上末村作考古发掘时，认识了青年画家李霖灿。当时李在大理“三月街”写生，被人误为“画地图”，被警察押送至县政府。县长知道抓错了人，就对李霖灿说：“你既然认识中央研究院的，就到乡下取个‘保’回来，也好了结这桩公案”。随即派一名警察陪同李霖灿到上末村工地。不多一会儿，曾小姐的公文写好交给警察，李霖灿始得脱身。李也由此见识了曾昭燏的一手好书法，及指挥考古发掘的技能。于是他在上末村工作站住下来，晴天跟他们上苍山坡头学考古。李霖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学术机关的空气温馨，这一点温馨，影响到我后来的终身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定。”来到李庄，在李济、董作宾和曾昭燏等人的关心下，李霖灿开始编写世界上第一部《磨西东巴文字字典》。晚年李霖灿曾委托访台的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宋伯胤，代他将一篇纪念文稿带到曾昭燏的坟前焚烧。文中充满深情地回忆，是曾昭燏赏识他，帮助他到中博院工作，指导他撰写学术论文、专著，还为他补习英语。李霖灿在祭文中哭道：“昭燏女史，我以八十二岁老翁的年纪，在三十年之后来为你含泪作传……”。

1940年，李霖灿画的大理三月街。

毕业于同济大学测绘系的索予明写道：

曾小姐好学，也鼓励属下用功，她中午不休息，教我们英文。李霖灿先生曾形容她的教学：“真是讲得好，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首尾贯串，左右逢源。”我们也知道她教得好，教得认真，但对我们西言真是苦不堪言。9

1943年7月，曾昭燏与李济合著的《博物馆》一书由国府教育部署刊，重庆正中书局出版。这是在曾昭燏留学期间，到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博物院两次实习所完成的报告的基础上撰写的。她通过对欧美尤其是德国博物馆的考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博物馆的组织、管理、建筑设备及收藏、陈列、研究、教育等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作者指出：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科学不发达，故历代收藏，专重古物，对于科学物品，素来忽视；欧洲各国于18世纪时已确定博物馆应为大众而设，中国直至满清晚世，一切收藏还只供少数人玩赏。10这部书的初稿由曾昭燏1939年在昆明完成。事前，她与李济共同研究，事后经李济修订。全书也体现了李济的一贯思想。李济认为，博物馆、科学馆的目标就是通过展示来教育民众，如搞一个实物展览来说明现代动力发展的历史，不能只限于陈列几台蒸汽机、内燃机，应该从人类开始利用自身以外的动力说起，如猎人利用自然弹力，农人利用水力，以及利用驯服的兽力等，都是开发现代动力的预备知识，由此再说到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及原子能的利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部很自然的历史。为此，他曾在重庆的电台上专门作过关于“博物馆”的科普讲座。1943年下半年，曾昭燏还协助李济，在成都、李庄和重庆三地筹办了“远古石器展”。仅在李庄的展出，一日参观者就达八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