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2/9页）
李先生问我：“觉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4
1935年春，考古组同人在安阳袁家花园合影：左起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燿（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
夏鼐补习考古学课程，最先研读的就是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从选学校到选导师，从读书到田野调查，都给了夏鼐切实的帮助，还颇费周折地将他的赴美留学计划改为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
1937年初李济赴英国讲学，受到中国留学生夏鼐、曾昭燏、吴金鼎等人的热情追随。夏鼐在这年的日记中写道：（1月21日）“李先生别来年余，风采依昔，肥胖的身体穿上西装，更加精神勃发，谈去年安阳发掘及山东日照发掘，随意地谈着，谈至10时始散。”1月30日“上午赴李先生寓所……李先生询及我的今后计划”。2月8日，为延长清华大学的奖学金事宜，“取得格兰维尔教授之信，晚间至李先生处，请其过目，李先生允亦代为修书致梅校长（梅贻琦）请求。”2月23日，“晚间至李先生处，据云明天出院，即赴爱丁堡大学讲演，帮他的忙，整理幻灯片。吴君夫妇亦在此处，至10时许始别。”3月16日，“至皇家亚洲学会，听李先生讲演《考古发掘所见古代中国》。”4月2日，“偕李先生至大学学院，与格兰维尔教授晤谈，纵谈博物院之陈列品。我趁机与李先生谈及将来计划，埃及发掘回来后，拟以串珠作一论文，以求一学位。李先生谓学位不关重要，惟以大学学院收藏之珠子为基本，作一比较研究，则极值得。”4月6日，“上午至李先生处，帮着整理行装，下午至圣潘克拉斯车站送行。”5……
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完埃及考古学博士课程后，又在埃及作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1939年6月，李济和傅斯年、梁思永商妥，在史语所或中博院内，为夏鼐预留了一适当位置。11月1日，夏鼐给李济写信：“原拟勾留英国至明春或明夏返国，不幸欧战爆发，计划成为画饼，现拟在开罗工作数月，然后返国，未知返国后即㙪工作之机会否，禹铭兄组织苍洱考察团不知现已出发否，明春仍有考查团或发掘团之组织否？”6在得到李济的准信后，三十一岁的夏鼐于1941年回国，去到李庄。李济即聘他担任中博院的专门设计委员，并派他参加川康古迹考察团的彭山考古发掘。
1936年2月24日，考古组同人在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楼前的合影。后排右起：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寻、李济、梁思永、徐中舒；前排左起：王湘、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刘耀（尹达）、李景聃、祁延霈。
不久，夏鼐因离家多年而冒险返故乡浙江温州探亲，遭遇日寇再占温州，本拟在家完成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因逃难而搁置下来。日寇退出温州后，就在1942年10月间，他接到李济的电报，告知已与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商妥，聘他到中研院史语所任副研究员。朱家骅还通知浙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徐浩垫，先借给夏鼐返川路费，以后由史语所归还。困境中的夏鼐大喜过望，10月24日他写信给恩师李济：“一俟此项工作完毕（撰写《埃及古珠考》一文），此后余生即可用全力从事于中国考古学，决不辜负吾师提拔后进之苦心，唯恐以不舞之鹤为羊公辱耳。”7“不舞之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昔羊叔子有窑主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以不舞蹈的鹤，喻自己名不副实，既是自谦，也表达了对老师的谢意。
1943年，夏鼐来到四川李庄，按照李济的安排，参加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研所、中研院地理所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赴敦煌调查。行前，李济对弟子面授机宜。夏鼐在1943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