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PREFACE（第2/3页）

在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让后世无数英雄倾慕不已的精英。其中，以名将论，有出豪言，抒壮怀，“以马革裹尸还”的伏波将军马援；以思想家论，有写《论衡》的王充；以科学家论，有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的“科圣”张衡；以发明家论，有发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张的“纸圣”蔡伦；以水利专家论，有仅花一年时间就治理好黄河百年水患的王景；以外交家论，有投笔从戎，纵横西域，联结了五十多个国家的班超；以生物学家论，有著作了《异物志》的杨孚；以学术家论，有著作了《说文解字》的“字圣”许慎；以文学家论，有创作了《汉书》的班固；以医学家论，有写下了《伤寒杂病论》的张仲景；以音乐家论，有弹奏《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以改革家论，有进行选官制度改革的左雄……

可以说，东汉一朝不但政治相对稳定，封建经济持续发展，其文化事业也很兴盛。

因为统治阶层的重视引导，东汉的雅乐、颂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音乐管理体系，积极发挥文学艺术的社会教化功用，并在文化交流中扩大了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后世文化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有人问，东汉一朝与其他王朝相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是在该文化氛围下培植出来的社会风气。

有人说，东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风气最为淳朴的时代。

应该说，这是个比较靠谱的说法。

南宋太学生陈东因听说抗金英雄李纲被黜，为忠义所激，曾上书宋高宗任贤斥奸，结果被宋高宗处死。

《四朝闻见录》赞其“自知顷即受戮，略无惨戚战栗之意，盖东汉人物也。”

以“东汉人物”来比喻和称赞一个人，这就说明了所谓“东汉人物”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分量。

司马光称：“自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东汉一朝，流传千古、令后世称道不已的善举、义举比比皆是，不绝于史。

故事的主角，有帝王将相，有普通官吏，有平头百姓，有名门高士，有山野闲人，他们或大义，或忠孝，或至诚，或博爱……演绎出一幕幕清新隽永、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如江革奉母、廉范事主、汉明帝尊师、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严子陵拒官垂钓、赵熹千里送孤女、袁安困雪、杨震暮夜却金、郭林宗传学、申屠蟠仗义执言、范滂投狱、李膺请死、孔融一门争死、杨乔拒亲等。

值得一提的是杨乔拒亲之事，杨乔是会稽郡人，容仪伟丽，汉桓帝喜爱他的才学和相貌，打算把公主嫁给他为妻，遭到了他的坚拒。汉桓帝准备逼亲，杨乔竟然闭口绝食，七日而死。

不肯与皇帝攀亲做驸马之事，早在光武帝朝也发生过，光武帝刘秀想做媒把自己的姐姐湖阳公主嫁给太中大夫宋弘，却被宋弘以一句“糟糠之妻不下堂”婉拒了。杨乔比宋弘猛多了，以死明志，可谓刚烈。

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发生在同一朝代，绝非偶然，乃是王朝社会风气所致。

又如，东汉人特别看重人的道德品行，李膺“风格秀整”，所以人们都以能到他家为“登龙门”。郭泰性明知人，好提携后辈，其周游郡国，曾在陈梁间行走，遇雨，头巾的一个角堕下，人们慕其高义，争相效仿，纷纷把自己的头巾折一角，称“林宗巾”。郭泰与李膺同舟共渡洛川，衣冠诸儒在河边围观，车辆达数千辆，他们对郭李二人“以为神仙焉”，无不心向往之。

“党锢之祸”事件中，不但有陈寔、李膺、范滂这类名士坦然赴死，就连张奂、皇甫规这类手执兵权的国家高级武官也纷纷弃官请狱，可见人奋忠义，乃是社会风气使然。无怪唐代柳冕称：“后汉尚章句，师其传习，故其人守名节。”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从张俭逃亡事件中，则能更真切地彰显这一点。

官府到处缉拿张俭，张俭困迫遁走，沿路看到有人家就去投宿。天下百姓重其名行，冒死保护他、收容他，结果造成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的惨象。但保护行动并未因此而停止，人们依然热心地接待张俭，直到他平安地出了塞外。

对于广大收留、保护张俭的人来说，张俭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道义。

在他们看来，维护道义是义不容辞的事。

所以，东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整体道德水平最高的时代确是名副其实。

梁启超称：“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为儒学最盛时代。”一语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