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被看好的新政时代（第2/2页）

其次，要改奴婢为“私属”，而能占有众多奴婢的，都是大地主豪强，他们蓄养奴婢的目的也是用于农业生产，国家一方面推行王田制，要他们将现有的土地上交，一方面又不准许他们买卖奴婢，这就等于是要他们白白供养奴婢了，这怎么行得通？

至于“五均六管”制，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的力量来推行政策，使得评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反而给了他们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显而易见，胡适先生对“王莽改制”中最为欣赏的土地国有、废奴、均产三大政策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此外，王莽还进行了币制改革、中央机构改革（主要是调整郡、县划分，改官名、地名），还改变了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其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他无视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而是模仿周朝的子母钱，疯狂地推行各式各样的新货币，这些货币种类错杂，名目纷繁，彼此间转换复杂，且信用度低，人民被搞得晕头转向，不得不继续使用汉朝的五铢钱，由此，民间交易很不顺畅，物价随之动荡不已，财政经济陷于瘫痪。币制也因之一改再改，钱越改越小，价却越来越高，无形之中政府又刮了普通民众一笔财富。

搞笑的是，王莽认为“刘”字由“卯、金、刀”组成，于是下诏，“正月刚卯”佩饰和金刀钱都不准再使用。于是，废除错刀币、契刀币以及五铢钱。为了防止民间私自铸造，便下禁令不准挟带铜、炭。

实际上，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已经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改官名、地名其实只是为了复古而复古。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一切都要符合古义，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回到原来的名字。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则是纯属没事找抽。王莽自己做了皇帝，就很瞧不起周围的少数民族，觉得少数民族的首领不应该称王，于是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汉朝原来给的印玺，换给新朝的印章，又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另外，国内有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偏偏少了一个西海郡，为了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四海共主，王莽强行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以设立西海郡。而这个郡当时不过是一块荒芜之地，王莽于是又加设了五十条法令，驱赶成千上万的罪犯移民。一系列动作下来，终于招致天怒人怨，边塞烽烟四起。

王莽召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攻击匈奴，这么一来，新朝的数十万军队无端地陷入了无穷尽的边境战争之中，无法脱身，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雪上加霜的是，老天又来凑了把热闹，旱灾、蝗灾、瘟疫等自然灾害相继出现，把王莽搞得焦头烂额。

人祸加上天灾，饥荒四起，天下动荡，许许多多的百姓流离失所，道路上的逃荒者络绎不绝，人相烹食的惨状比比皆是。

如此败局，王莽吃素、烧香、祈祷……甚至倾尽慈善机构的资金也无济于事了。

怎么办？王莽黔驴技穷，憋出了一个叫人哭笑不得的办法：命令关中的饥民用草木屑熬成酪饼，以解决饥饿问题。

这种酪饼只会损伤人的消化系统，哪能充得了饥？

在死亡的威胁下，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