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白玫瑰盛世与家事（第2/4页）

经历多年腥风血雨考验，爱德华四世已是成熟的君主，他第二次执政之后的英格兰，大致可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来形容，逐渐恢复和平与繁荣，可算是几十年来难得的“小盛世”。

1467年的议会上爱德华四世曾说：“我今后将依靠自己过活，除非遭遇紧急情况，我不再向我的臣民征税”，这是英格兰国王史上首次主动向大家做出类似承诺。约克王廷建立的头11年，爱德华四世捍卫王座疲于应付内乱与外患，1461—1470年仍然通过议会征得9.3万英镑税款。当初承诺的“良治政府”未有时间兑现，多少损害了国王的权威和受欢迎度，他第二次返国执政之初平民的反应已不似早年热烈，几年之后才恢复昔日的人气。

爱德华四世深知国人讨厌收税，频繁征税不仅会削弱王室权威，而且会加深国王对议会的依赖，欲重振王权，必须改善王室财政。在王领比前代国王们更小且收入更少的情况下，爱德华四世做出“国王靠自己过活”的承诺也基于一些底气，理查德二世时代国王获得永远征收关税和羊毛补助金的特权，这笔收入通常超过王领岁入，尽管如此仍需要国王善于理财。爱德华四世努力提振贸易，将年关税收入恢复至平均3.5万英镑的水平；王室岁入平均保持在6万～7万英镑，加上法王的补贴，1478年最高峰时英王岁入达到8.6万英镑，首次出现收支平衡。尽管收入不多但严格开源节流，所以爱德华四世执政生涯中总共只召开过六次议会。

伦敦的市长和议员通常都是成功的商团领袖，国王非常善于讨好他们，首先清除海盗保持海上治安，其次坚决禁止宫廷出现欠债不还现象，1481年向伦敦市举债3300余英镑急用，第二年到期立马偿付，人们对国王的信用大为赞赏。国王不但常邀请市长和议员们游乐，打猎归来还会派人给他们的夫人送去野味，伦敦商团领袖们乐意为国王精心打理入股的生意，爱德华四世的有些“私房收入”无法从公开的账目中查考。

通过御前会议、王座法庭、王室总管大臣、治安官等机构和职位强化王权，爱德华四世更多地任用具备军事、法律、财务特长的平民，较少使用大贵族。国王频繁陪同王座法官巡游全国，这是200多年来仅见的现象，因有君主出席，法官的权威获得保障，陪审团咆哮公堂，豪强贵族干预司法等现象得以遏制。

爱德华四世的治理风格深受法学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影响，他曾是忠诚的兰开斯特党人，担任过王座首席法官，图克斯伯里战役中被俘后归顺约克王廷，国王将他提拔到御前会议工作。福蒂斯丘认为，若君主财力微弱则社会容易动乱，国家难以繁盛，臣民不会富裕，需要确保王领不被分散，并要防止贵族们通过联姻等方式不断扩大领地，这样君主才能摆脱大地产主们的胁迫。爱德华四世恢复了法律和秩序，但很难说他强化了君权，福蒂斯丘虽然推崇加强君权，但他同时认为英格兰与法兰西不同，只是有限君主制，国王需要依靠法律和“（议会）共识”来统治，不能也无法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专制君主。同一时代，法兰西国王的岁入已达80万英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进程不断推进，英法两国君主制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

“他为我们做的超过以前的国王们，曾经满目疮痍的王国里所有人都开始受益，我们又能享受自己的财富，生活在正义之下，上帝知道，这样的时光我们丢失已久。”约翰·福蒂斯丘曾这样夸赞爱德华四世，不过最死硬的兰开斯特派人士肯定不同意他的看法。

国内已无挑战者，残存的几位兰开斯特死忠贵族也形不成什么威胁。贾斯珀·都铎带着侄儿亨利·都铎流亡在外，没有任何动静。牛津伯爵与博蒙特子爵一度干起海盗营生，1473年曾登陆康沃尔郡南部名叫“圣迈克尔山”的小岛，他们占岛为王数月后被包围逮捕，国王将他们关押在加莱的哈姆斯要塞。被囚禁的国王前姐夫埃克塞特公爵请求参与对法远征，回航途中传来他“淹死”的消息，无论法王还是勃艮第公爵都相信他是被爱德华四世下令扔到海里的。

约克王廷的家事比兰开斯特更精彩纷呈，耗费了国王大量时间和精力。尽管格洛斯特和克拉伦斯两位公爵已跻身屈指可数的巨富贵族行列，但这两个弟弟为权力和财富明争暗斗，让国王十分头疼，不管格洛斯特得到什么奖赏，自青春期即患上“嫉妒病”的克拉伦斯都要闹腾，要求得到同样的补偿。

1472年初，在未获得教宗宽赦书的情况下，格洛斯特与安妮·内维尔结婚，他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但这桩婚事绝对不似外界想象的那么“罗曼蒂克”。沃里克死后留下大笔遗产，克拉伦斯试图以妻之名全部独占，如果格洛斯特迎娶安妮·内维尔，那么他同样可以妻之名分一杯羹，对于孤苦的安妮来说，也只有这位权高位重的表舅可帮自己挣回部分权利。克拉伦斯为防止格洛斯特找到安妮，曾将她四处藏匿，但格洛斯特最终救走表外甥女，让她成为自己的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