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第3/7页）

早在《活在奥斯维辛》中，莱维就曾记叙他自己在内心所感受到的那种良心痛苦，那是他在集中营时就有所体会的。他在集中营的“医院”（ka-be）时，有了喘息的机会，但不仅没有觉得解脱，反而感受到一种久已麻痹了的痛苦。他记叙道：“谁要是内心里还留有良心的种籽，就会感觉到良心的苏醒。在那些漫长空洞的日子里，一个人会想起饥饿和劳动之外的事情，想起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从我们这里夺走了多少东西，让我们过着这样的人生。在这个叫‘医院’的相对平静的地方，我们发觉自己的人格甚至比处在危险中的生命更加脆弱……那些年老的智者……为什么不告诫我们这个。”后来，当莱维在集中营化学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他又再次感受到良心的痛苦，又想到“我那些平静的时刻，想到‘医院’，想到休息的星期天——那种记忆的刺痛，那种因为又觉得自己是个人而感觉到的可怕内疚，当我的良心走出阴影时，让我痛苦不堪”。

莱维被从集中营解放出来以后，并没有感受到心灵的纾解和良心的解脱，他在本书《羞耻》一章中这样解释道，“在大多数情况中，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庭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可救药的悲伤”。（66—67）曾经被压抑的悲伤伴随着苏醒了的罪恶感涌上心头。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罪恶感呢？莱维认为，“重获自由时所感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是极端复杂的：它包含着多种要素，而对于每个人，它的各种要素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不要忘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集中营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来。”（72）

幸存者的特殊羞耻感和罪恶感让莱维首先感觉到的是那种因“缺乏人类团结精神”而产生的自责，他在集中营里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为了考虑自己的存活，极少与他人分享这些经验。有一次他在干渴时偶然找到了一点水，只告诉了一个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79）走出集中营后，莱维为这件事感到羞耻，他自问：“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这是他永远记住的“忽略伙伴的罪恶”。（79—80）

另有一种罪恶感，它来自你“替代他人活了下来”，而“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发现自己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这种内疚“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80—81）

还有一种罪恶感，是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许多幸存者感到自责，“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86—87）

对莱维来说，极权灾难的羞耻、罪恶感和自责是在受害人脱离了集中营世界，重新成为人以后，得以恢复的人性显示。尽管受害人的人性曾被侵蚀、扭曲，甚至泯灭，但对极权灾难他们负有的道德责任是与加害人不同的。他们对过去也会有与加害人不同的记忆或遗忘方式，他们的见证和羞耻感应该对全人类都有教育作用，其中包括以自己的羞耻感去打动别人的羞耻感和以自己的责任心去激发别人的责任心。“文革“后，不少有识之士不仅自己忏悔反省，而且也呼吁中国人集体反思和忏悔，他们同样也是期待灾难见证和羞耻感能对全社会起到一些积极的教育作用。

三、羞耻教育与记忆更改

莱维的见证中有冷静的人性剖析，还有一种属于弱者的道德哲学力量。冷静的剖析和平凡低调的道德哲学会对读者产生理性教育的作用。不仅如此，莱维见证的羞耻心也能起到教育作用，但与理性教育不同，它更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智，更发自良心的感受而不是哲学的思考。羞愧的情感教育对一般读者比较有效，他们虽然未必有成熟的认知或深入的思想，但却不缺乏卢梭所说的那种人类基本的同情心（compassion）。有思想认识和哲学思考未必就能有所行动（想得越多甚至可能越没有行动），对于促使思想者从思考转向行动，情感教育是非常可贵的。然而，莱维清楚地知道，对没有罪恶感的人谈罪恶感是徒劳的，羞耻的情感教育对他们也难以发生作用。反倒是那些没有作过恶、没有犯过罪的，在大屠杀过后会更加因为羞耻和罪恶感而灵魂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