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第3/7页）

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设施，在其他车厢又发生了什么是难以想象的。这趟列车在旷野中停过两三次车。德国人打开车厢大门，允许我们下车，但不许我们离开铁轨或自由行动。有一次，大门打开了，列车却停在了一个车站。看到男人和女人们，蹲在他们能蹲的任何地方，在站台上，甚至在铁轨中间，押送我们的德军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兴味。而德国旅客公开表达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活该遭受噩运，只要看看他们干了什么。这些不是“Menschen”，不是人类，而是牲口——这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清楚。

实际上，这只是序幕。而接下来的日子，集中营里的日常节奏对于文明与道德的冲击，至少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全部痛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短暂而必要的时间里，适应那巨大的公共厕所是一件相当困难而令人痛苦的事情。等着上厕所的人们，就站在你面前，不耐烦地，时时催促你，甚至恃强凌弱，每10秒就问一句：“Hast du gemacht?”（你还没完吗？）尽管如此，在几周之内，那种不适开始减弱，直至消失；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习以为常（并不是所有人），这只是宽厚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人被一步步转变成禽畜。我不相信在纳粹各级党政机关里，在文件档案里，在任何“劳动会议”上，会如此详细地计划或规划这种转变。这是纳粹体制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一个灭绝人性的政体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扩展和延伸其非人的罪恶，特别是向下；除非遭遇抵抗或格外坚定的性格，否则它同样会腐蚀它的受害者和对手。这种扭曲文明和道德所代表的毫无意义的暴力在各个集中营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们告诉我，得到一个珍贵的搪瓷大碗后，她们如何将它一物三用：盛汤的碗；夜间的尿盆（夜间禁止上厕所）；洗脸盆（如果水槽里有水的话）。在各个集中营，犯人每天的食物中有一升汤；而在我们的集中营，由于我们工作的化工厂的许可，我们每个人可以分得两升汤。所以，我们不得不排出大量的水。这迫使我们频繁地请求上厕所，或在工地的角落解决问题。有些囚犯无法控制自己，由于虚弱的膀胱、恐惧、神经官能症，他们无法克制小便的紧迫需要，常常把自己尿湿，并为此遭受惩罚和嘲笑。一个年纪同我差不多的意大利人，睡在三层铺的最上层。有天晚上，他又尿湿了床铺，殃及了睡在第二层的囚犯。睡在下层的囚犯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管理营房的“卡波”。“卡波”突击检查了那个意大利人。但是他面对各种证据，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卡波”命令他当场小便，以证明他的清白；他自然无法成功，结果挨了一顿痛打。但是“卡波”拒绝了他合理的要求，没有让他换到更下层的床铺。这是一种行政行为，会为营房的书记员带来太多的麻烦。

与排便的强制政策类似的是裸体的强制政策。人们必须赤身裸体地进入集中营，事实上比裸体更进一步，不仅要剥光身上所有的衣服鞋袜（被德军没收），还要剃光头发和其他毛发。毫无疑问，在参军之后，人们或许也要经历同样的程序，但在集中营里，每周都要彻底剃光全身的毛发，而公共的、集体性的裸体是一种周期性的活动，典型并充满意义。这种暴力也具有一些必要的原因（显然，人们必须脱光衣服才能淋浴或进行医学检查），但讨厌的是它毫无意义的重复。在集中营的一天里充满了无数次被剥光衣服的经历——检查虱子、检查人们的衣服、检查疥疮，还有晨洗。同样，还有周期性的筛选，这是一种“授权的”检查，以决定哪些人还适合工作，而哪些人，恰恰相反，应该被一笔勾销。光着身子和脚板的男人，感到全身的神经和筋腱都紧张起来——他只能无助地祈祷。衣服，哪怕发下来的脏衣服，他们原始的木底鞋，都是纤薄脆弱却必不可少的遮羞之物。任何缺少这些遮羞物的人不再把自己视为人类，而仿佛是一只蠕虫——裸体、缓慢、卑贱地爬行在地面上。他自知随时都会被整个体制压得粉碎。

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勺子的缺乏，也会激发同样无可奈何的极度赤贫的无力感。对于从童年起习惯于哪怕最贫穷的厨房也会拥有充足的餐具的人们，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这并非微不足道。没有勺子，就没有办法喝到每天供应的汤，除非像狗一样去舔。只有在许多天的“学徒期”之后（从这我们能看到，立刻理解集中营内的语言和环境，并让自己被他人理解是多么的重要），人们会发现集中营里也有勺子，但只有在黑市使用面包或汤才能换到。一个勺子常常价值半份面包或一升汤，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新囚犯，常常需要拿更多的食物才能换得一把勺子。然而，当奥斯维辛被解放后，我们在仓库里发现了上千把崭新的透明塑料勺子，此外，还有囚犯行李中带来的成千上万把铝勺子、钢勺子，甚至银勺子。所以，这并非是因为节约物资，而是出于刻意的羞辱。这让我想起了《圣经·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5节的情节。犹太勇士基甸（Gideon）通过观察手下武士在河边喝水的姿势来选择最出色的武士——他拒绝了所有“像狗一样”舔着喝水或跪着喝水的武士，而接受了唯一一名站着把水举到嘴边的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