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第4/7页）

尽管如此，集中营里仍然组织过一些起义。少数仍然具备足够体力的囚犯，凭借着坚定的信心、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智力完成了这些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些起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仅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还让集中营全体囚犯遭受纳粹的血腥报复。但这些起义仍然证明了“德国集中营内的囚犯们从来不试图抵抗”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在反抗的同时，他们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自由世界注意到发生在集中营里可怕的大屠杀。事实上，极少数人的反抗事业取得了成功。人们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能够接触到新闻机构，说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序言》中提到的，几乎没有人倾听或者相信他们的话。坏消息总是难以传播。

其次，就像监禁和逃跑，压迫与反抗的联系也形成了一种刻板的成见——压迫必然导致反抗。我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总是错误的，我是说这种说法并非总是正确的。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底层的“多数被压迫者”对少数掌权者的反抗或斗争，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同样多变而富有悲剧性。一些革命取得了胜利，而更多却走向了失败，还有数不清的革命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镇压，过早夭折而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变量：革命者与被挑战的当局的人数、军事力量和理想主张的对比、双方的内部团结或分裂、一方或另一方获得的外部支持、领导者的能力、政治魅力和恶魔般的精力，以及运气。然而，在各个起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压迫的人们从未能站在反抗的前列。事实上，革命都是由勇敢、明智的领袖来领导。慷慨大度的（或者也许是野心勃勃的）领袖人物投身于斗争之中，哪怕他们原本有着安全、平静，甚至享有特权的生活。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一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松、更轻。

这个事实并不奇怪。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愤怒和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澄清一点，我指的是底层受压迫者的革命，而不是指政变或“宫廷革命”）。而要激起愤怒和民怨，压迫必须是具体存在的，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或者被无效地实施。

在集中营里，压迫是极端严酷的，并由于德国人著名的高效（如果在其他领域，是值得褒奖的）而得以实施。能代表集中营大多数人情况的、典型的囚犯，是在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饥饿、虚弱、浑身酸痛（特别是双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迟缓”的人——这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并因此普遍情绪低落。他是一个被摧残的人。正如马克思知道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电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我之前提到的比尔克瑙的起义，是由负责焚尸炉的特遣队发起的，这些人绝望而且愤怒，但他们有着充足的饮食、衣物和鞋子。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暴发的起义是值得我们最真挚的钦佩的事业。它是欧洲人民第一次“反抗”纳粹的残暴，唯一毫无胜利希望和获救可能而发动的起义。但它是政治精英们的杰作。为了储备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保留了许多基本权利。

现在我来回答第三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在边境被关闭之前？在笼子“啪”的一声关闭之前？在此，我同样必须指出，的确有很多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人“事先”离开了。他们是政治流亡者，或者德意两国政府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的姓名，有些没有名气，有些德高望重，如陶里亚蒂（Togliatti）、奈尼（Nenni）、萨拉加特（Saragat）、萨维米尼（Salvemini）、费米（Fermi）、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é）、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maldo Momigliano）、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布莱希特（Brecht），还有其他许多人。战后，他们并没有都回到欧洲。这是欧洲不可救药的一次大出血。他们的移民（去英国、美国、南美、苏联，还有比利时、荷兰、法国，但几年后在这些地方，他们再一次落入纳粹的魔掌。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对未来是盲目的）并不是逃亡，而是自然地加入潜在的或真实的盟友，进入一个他们能够重新开展斗争或创造性活动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