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3/11页）

译者很快并且深刻地理解了我的感受，而最终完成的译本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优秀的。我自己可以判断出他对于原作的忠实，而所有的评论家都赞扬他风格分明的天分。接下来是序言的问题，费舍尔，那个出版商要求我自己为书写序。我犹豫之后拒绝了他的提议。我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不情愿、厌恶，一种情感上的障碍阻滞了辞藻和创意的流动。总之，我被要求成为书的附属——也就是说，去证明——向德国人民直接倾诉，一次夸夸其谈的演说，一次布道。人们期待我提高声音、爬上讲台，从见证者变成法官、说教者；列出历史的理论和解释；将虔诚者与邪恶者分开；从第三人称转换到第二人称。所有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很高兴将这份工作委托给其他人，也许是读者自己，无论他们是不是德国人。

我写信告诉出版商，我不认为起草一份序言不会改变那本书的性质，而我向他提出一种间接的解决方案：在正文之前，与其放上一段序言，不如引用1960年5月，在我们完成勤勉的合作之后，我写给译者的一封感谢其工作的信中的一段话。我将它抄录如下：

故此我们完成了，我很高兴，对结果感到满意，并感激你的工作。同时，我也感到一丝小小的悲哀。你明白，这是我唯一的一本书，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德语，我感到就像一个父亲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到了离开家庭的时候，而不能再照顾他。

但它不仅如此。也许你已经意识到，对我来说，集中营以及去记录集中营，是一种重要的经历并深刻地改变了我，让我成熟，并给予我生活的理由。可能这是一种自以为是：但就在今天，我，囚犯编号174517，在你的帮助下，能向德国人民倾述，让他们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并对他们说：“我活着，而我愿意去理解你们，从而对你们做出评判。”

我并不相信人的一生必然存在明确的目的，但如果我思索我的生活和我直到现在才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认为在它们中只有一个目标是明确而自觉的，那就是：去作证，让德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去“回应”那个在我的肩头擦手的“卡波”、潘维茨博士（Dr. Pannwitz），那些绞死尤尔提姆（Ultimo，我在《活在奥斯维辛》中讲述了他的故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我肯定你并不曾误会我的意思。我从未对德国人民心怀仇恨。而且即使我曾经这样，与你相知也治愈了我的仇恨。我不理解，也不能容忍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并非因他所作所为而接受审判，而是因为自己所属的团体而受到牵连……

但是，我不能说我理解德国人。现在一些无法理解的因素构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茫然，一个刺痕，一个永远需要弥补的伤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德国激起一些回声，不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因为这些回声在本质上有可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德国人，从而抚平这伤口。

出版商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我的译者也欣然同意。所以这篇文字就成了所有德语版《活在奥斯维辛》的前言：事实上，它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读者接受。正因为我在最后几行所指的“回声的本质”才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回声具体表现在德国读者从1961年到1964年之间给我写的40封信，也就是说，在导致修建柏林墙的那场危机期间。这堵墙直到今天仍把柏林一分为二，代表着当今世界上国际摩擦最紧张的地点之一，除了美苏两国直接互相面对的白令海峡。所有这些信都反映了对那本书的认真阅读，但对于我的信中最后一段所隐含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去理解德国人？”，在所有的信中，有的信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的试图回答，而有的则否认答案的存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那本书重印时，我偶尔还会收到其他来信。但是随着这些信的日期变得越来越近，它们也变得越来越苍白。信的作者不再是亲身经历二战的德国人，而是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再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伤痛。他们表达了朦胧的团结观、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或超然冷漠的态度。对于他们，过去是真正的过去，道听途说。他们不是我所指的“德国人”。除了一些例外，他们的信与他们意大利的同龄人写的信差别不大，所以我不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讨论。

最早的那些信，那些有价值的信，几乎都来自于年轻人（他们自称是年轻人，或者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年龄），但有一个例外，1962年来自汉堡的 T.H. 博士的一封信。而我首先谈到这封信是因为我急于摆脱它。我将其中的主要内容翻译如下，尽管我的翻译并不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