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后到天后（第2/6页）

除了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之外，国内形势也令人担忧。从咸亨元年三月开始，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旱情，到了八月，关中又遭遇严重的干旱，导致京畿地区出现饥荒，朝廷不得不让百姓前往各州逐食，同时也准备把朝廷暂时迁往洛阳，以解决皇室和文武百官的吃饭问题。

国家如此，武后个人也同样面临危机。

首先是她在外朝的心腹都相继离去。如李义府早在几年前就被流放远地、死于贬所，而袁公瑜也是被一贬再贬，早就远离了权力中心，其他的几个“翊赞功臣”也都已病故，剩下最后一个死党许敬宗，又在这一年三月因年老体衰而不得不致仕。这些人都是武后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没有了他们，武后自然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

其次，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也在这一年九月病逝。这位长年诵经礼佛的老太太活了九十二岁，虽说如此高寿已属人间稀有，但是她的亡故还是让武后感到了极大的悲伤。因为这么多年来，母亲杨氏始终是她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她争夺皇后之位的关键时刻，母亲不仅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而且还不顾年迈亲自出面奔走，这一切都让武后一直深怀感激。此外，在武后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沾着亲人的鲜血，如长女安定公主，姐姐韩国夫人，外甥女贺兰氏，同父兄武元庆、武元爽，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无不是死在武后的手中。当亲情在政治的碾压下近乎完全泯灭的时候，母亲杨氏无疑是武后唯一的情感慰藉和亲情寄托。

如今母亲终于驾鹤西去，而国家忧患又与个人危机同时袭来，顿时让武后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之中。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笃定地认为，凡是出现重大天灾，必是人事出了问题。所以当这一年国家突然遭遇内忧外患时，朝中许多对武后心怀不满的大臣便借机发难，纷纷把矛头指向武后，宣称天下大旱必然与皇后专权有关。

面对骤然来临的各种压力，武后忽然作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咸亨元年闰九月，她以天下久旱为由，正式向高宗提出避位的请求。所谓避位，也就是因天灾而引咎，要求辞去皇后之位。

朝野舆论顿时哗然。

武后居然提出避位？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这个视权力如生命的女人，这个从来不向任何困难屈服的武后，居然甘心放弃她为之拼搏了半生的皇后之位，从此向命运缴械投降吗？

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朝野上下顿时把目光全部聚焦到了天子李治的身上，都睁大了眼睛看他到底会怎么做。

高宗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两个字——不许。

他当然不许。因为这几年来，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长年的疾病缠身使他不得不对武后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依赖。一旦没有武后，高宗根本就无法独自处理政务。

此外，让高宗不同意武后避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心里很清楚，武后这么做并不是真的想放弃权力，而是在以退为进！

她的目的有二：

一，故作高姿态，平息朝野上下对她的不利舆论。

你们不是都说我专权吗？那我干脆辞职不干了，看你们还能说些什么！

二，用这种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向天下人强调，她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主宰者。

因为权力和责任是成正比的，所以，谁承担最大责任，谁当然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试问，武后这么做，不是明摆着把天子李治置于尴尬之地吗？古往今来，只听说出了天灾由皇帝下诏罪己的，哪里有皇后自请避位的？

如果高宗真的答应了她的请求，那无异于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从属的地位，更无异于扇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高宗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他必然要驳回武后的避位请求。

咸亨元年的避位事件，显然是武后化被动为主动的一着妙棋。如此一来，她不但巧妙地堵住了朝野上下的悠悠众口，而且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了“心系天下、不徇己私”的高大形象。

武后既然表现得如此高姿态，高宗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随后，高宗宣布辍朝三日，为武后的母亲杨氏举办了无比风光的高规格葬礼——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卢承庆主持丧葬事宜，特令宰相戴至德持节吊唁，又命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外朝诰命夫人，都必须前去吊丧哭拜，并送葬至渭桥；葬礼规格等同亲王，墓碑由高宗亲笔书写。稍后，又追赠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封杨氏为太原王妃，谥号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