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北京的早晨（第3/6页）

“美军细菌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1952年9月15日”（资料引自晚声社出版的《细菌战》一书）。

这是否就是“带信管的传单炸弹”呢？从弹体上的文字来判断，可能是“传单炸弹，500磅，G45组”的意思，“T3 100 DEX 1—4”的意思不清楚。

该报告称，据传此外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细菌炸弹还有：空中爆炸的带螺旋桨的传单炸弹、带推进器开扇传单炸弹、落地开扇及侧面传单炸弹、带纸降落伞或硬纸简、纸降落伞纸容器（自毁式）、土制或陶器制的炸弹型容器、人造蛋壳容器以及装有其他啮齿目动物用的金属网筐及木箱等。

其中似乎与731部队有关的土制和陶制的炸弹型容器，有如下记载：

土制或陶制的炸弹型容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部队在哈尔滨附近的特殊工厂中至少生产了两种不同尺寸的“陶制”（实际上是土制）炸弹型容器。委员会在沈阳调查了它的样品：一种大的长约2.6呎，一种小的长约1.6呎。在上述论文中（附录17），正像榊先生所说的那样，这种容器虽然在日本曾被推荐为培养细菌使用，但是，委员会1952年没有发现在朝鲜和中国使用过这种容器的证据。这种容器比任何容器都精巧，而不易被发现，作为“蛋壳”容器的先行者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帮助下，第二天情况有了好转，终于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展品可以从展拒中拿出来，自由地进行观察和摄影了。

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词（一）

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问题，1952年1月13日，美国空军一架B-26型轰炸机在朝鲜安州上空被击落，同年5月5日，该机的飞行员K·L·易诺克中尉和驾驶员约翰·库尹中尉做了一个很长的供述。北京发表了供述的全部内容。

1953年《人民中国》杂志发表了“19名进行过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在供词的序文中说道：“美国借助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等人的帮助，继承了日本军阀进行细菌战的实施方法的研究，发展制造了各种细菌武器。”这些供词约230份，共51页（每页400字），现将我感兴趣的部分摘要如下：

首先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副队长安德烈·丁·爱文斯上校（34岁）于1953年8月18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在第49联队工作期间，负责管理第5空军器材的副参谋长厄普莱特上校常常来K-2基地。他来访时，多次和我谈话。从谈话中我了解到细菌武器补给与保存方面的若干事实。

据他讲，听说油箱式容器、细菌炸弹的弹壳和雷管都是在美国制造的，从美国运到朝鲜。但是，细菌本身是在东京附近的某工厂生产的。这些细菌装入容器之后，空运到朝鲜的两个细菌武器库：一个在釜山，另一个在大邱。

记得有一次厄普莱特上校对我说，在釜山的细菌武器库负责供应第17、第3、第474和第18联队；大邱方面负责供应第49、第58、第8和第51联队。

我对参加过美国空军的细菌战计划感到羞耻。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在各国的武器中，(细菌武器）是应该永远被禁止的。我知道，今后无论置身于何种环境之中，绝不再参与这种事情。

爱文斯上校的供述，回答了美军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是否是日本造的这一疑问。

其次是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大队大队长沃克·M·马菲林上校于I953年8月10日做的如下供述：

梅因逊上校在讲话的最后说，细菌炸弹是一种内部有分格型的炸弹，里面装有疟疾、肠伤寒、鼠疫菌感染的蚊子、跳蚤和苍蝇等。细菌炸弹的操作方法和往飞机上装的方法与油箱式细菌容器相同。我们必须努力尽快地把这种炸弹装上飞机。每次执行任务之前，梅因逊上校都会让他们从大邱空运适当数量的细菌炸弹来。

再就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大队第311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军官兼驾驶员约翰·A·奥斯本上尉于1952年12月4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们携带的武器是，每架飞机有一枚装有液体物的细菌炸弹和一枚500磅的普通炸弹。其他8架飞机都各携带2枚1000磅的普通炸弹。夏雷在传达命令时说，第2队的目标是安东附近的飞机场。在出发执行这项任务的前一天下午，我

们的联队长华·福特上校在，第5航空队情报部来的布朗温中尉也出席了我们的下达命令仪式。一般命令传达之后，第1队的飞行人员都分别返回自己的中队，听取中队下达命令。布朗温中尉向第2队人员传达了第5航空队有关在安东地区逃脱和回避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