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郤之难四（第2/2页）

春秋时代的战争，明线是南北方间的晋、楚争霸，暗线则是分封制下每个诸侯国君与卿大夫家族之间的争斗。晋国赵氏灭门案、三郤灭族案，以及某些弑君案，就是这种斗争白热化的结果，前者国君胜利了，后者国君失败了。总之当时国君的地位和力量，远没有后代皇权社会的皇帝那么隆起。当卿大夫大家族日益发展，国君一族日益衰弱，晋厉公谋灭大族，加强君权，就变的势在必行，无疑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三郤这个案例上，国君一族获得初步胜利。

也许是受了初步胜利的鼓舞，也许是贪得无厌，晋厉公及其“保皇派”们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的目标是除去所有威胁君权的白眼狼大家族势力。于是胥童继续发难，逮捕了执政官栾书，想灭掉栾氏。栾书为了保住自己，赶紧向晋厉公表忠心，说跟三郤划清界限，大骂郤至是楚国的特务。晋厉公变得犹豫了，觉得一朝杀死太多大臣不吉利，也不能把所有大家族都灭掉啊，国家还得依靠他们建设与保卫呢。于是就把栾书释放，并好言安慰。

栾书回家以后，战战兢兢，杯弓蛇影，中行偃就找他串联来了。中行偃不是俗人，是未来执政官，他怂恿栾书拿出辣手：既然主公已经不信任我们这些大家族了，我们干脆做了他，先下手为强。

于是这两人合伙搞了个“西安事变”，趁晋厉公出游到旧都“绛城”的时候，当场拘捕了晋厉公，随从人员胥童(保皇派)被就地处决。栾书、中行偃把晋厉公抓在手里以后，不知怎么处理才好，想召开各界精英大会，协商解决“西安事变”。当时晋国的社会名流，最知名的就属新军将“韩厥”了。韩厥不愿意分担造反派的罪名，于是杜门不出。

栾书、中行偃等了五天没动静，晋厉公又整天歇斯底里，于是就在大过年准备杀猪的时候，把晋厉公给杀了。用一辆破马车埋葬了他。诸侯葬礼应该用七辆马车做“陪嫁”，油漆大棺材里外三层，三十根原木垫底，殉马几百匹。而栾书只埋了一辆马车和薄皮棺材为他殉葬，是为了寒碜晋厉公，并且商议了一个恶谥给他：“厉”，跟西周暴君“周厉王”的美称一样。“厉”，原意是头上癞疮，谥法解释为“杀戮无辜”。其实晋厉公还是有能力的，对外获得鄢陵之战胜利，对内毕竟灭掉威胁君权的三郤家族。我们更愿意称呼他“鄢陵蜥蜴”——春秋十大蜥蜴之第三。

晋厉公灭掉三郤，是为了强化君权，稳定国家政治，无可厚非。但他打击面太大，同时又向栾氏伸手，终于在大家族的反扑下死去，由于遭到大家族反感而被谥为“厉”，不但没有强化君权，反倒给自己弄了个“杀戮无辜”的谥号。看来，做事手段过激，反而效果不美。后来汉武帝、武则天等人就高明的多，他们任用酷吏去残杀豪强望族，自己躲在幕后，等豪族被杀得差不多了，马上要反咬的时候了，再赶紧杀掉酷吏当替罪羊。

由于晋厉公的失败，晋国最终还是慢慢变成六卿专权，政出私门，最终君权作废，三家分晋。这个苦闷的结局给中原诸侯敲响警钟，在偿尽一番苦头之后，诸侯们到了战国以后开始启动“君权专制化”工程，强化君权，从立法角度来夺卿大夫的权，而不是采取晋厉公这种非常过激手段。这个工程交给法家人物来完成，就是“变法”：不再让大家族拥有封地了，而是中央统一委派郡县长官治理地方，随时任免。大家族没了封地，也就没了自身经济实力，也没了封地上的私人部队，又被取消了世袭特权，总之被骟掉了。后来的官僚全都没了脾气，变成了皇权时代唯唯诺诺的皇帝的奴才——春秋时代士大夫的刚烈直朴性情也一去不复返了，张扬个性与创造力的自由年代也结束了。但君权毕竟稳固了。法家帮助国君建立了一套高效运作且不会犯上作乱(因为已被去势——没有封邑和军队)的“职业官僚体系”。法家给这帮职业官僚们预备了聘任制的入选机制，以及以及绩效考核和军功赏罚等约束激励机制(所谓的法、术、势)，使得职业官僚们运作的政府效能颇高，既实现富国强兵的产出结果，又不至于上侵君权。这套体系顺理成章被秦始皇继承开创了未来的“皇权社会”，从而结束了商周的“多家族联合体执政”的封建制度，君权一元专制化成为主流，法家也因此得名为“法家”。但我们也看得出来，法家的理念不仅限于健全法律，更是一整套“君权专制化”的全盘方略。法家了不起啊！从强化君权这一根本目的来看，法家和儒家等于一丘之貉，并不对立。法家务实，儒家讲礼，目的都是崇君。